事态扩大是必然，随着王小波举事以及对官军取得胜利的消息在川蜀大地传开，整个川蜀都喧闹了，就在十月初，剑南东南的荣州、富州、戎州各有乱民起事响应，甚至于从剑南蔓延至川东道的合州、昌州、泸州等地，一时之间，叛乱连横，祸及州县。

不过，这个时候，于剑南道这边而言，其他地方已然顾不得了，只令其自守，上官正更是给各地州县下了一道死命令，丧地者斩

其一心所想，都是将逆贼王小波给剿除，那不只是乱贼首倡，更活动在腹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上官正也算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曾是平南公王全斌下属，随其攻灭大理，收复云南，后又任职榆林，在剿灭党项之乱的过程中有所表现，及至升任剑南道都指挥使，走上仕途的巅峰。

对蜀州之乱，上官正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他的背后，不只有在剑南掌握重大话语权的那些权贵们催促，更有来自洛阳朝廷的巨大压力，连续几道来自京城察问、问责以及诏令，那字里列间，无不显示着朝廷对于蜀中叛乱愤怒。

当蜀中叛乱情况与发展陆续上呈洛阳的时候，可想而知，那是朝野震惊，紧跟着就是愤怒，皇帝刘旸又一次失态了！

原以为潘佑遇刺身亡就已经是一件滔天的大事，没曾想后边还等着这么一场大祸乱，在那刹那间，刘旸都不禁产生了一种暴戾情绪。他这个皇帝当得太糟心，雍熙元年还没过，这“惊喜”是一个一个地蹦跶到面前。

不过，再愤怒，也无济于事。等到四路汉军平叛失败的消息抵京之后，刘旸便彻底认清，剑南军政堕落的情况，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同时，到这个地步，虽然极不甘心，但他不得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平叛上来，至于其他，包括他想利用的“潘佑之死”乃至是叛乱的前因后果，都得往后放一放。轻重缓急，当务之要，刘旸还是分得清的。

因此，洛阳朝廷这边，哪怕满腹的愤怒，对于剑南道军政，也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责令其控制乱事范围，弹压地方，尽快平定叛军，还百姓以安宁。

同时，又以温国公向德明为剑南布政使，火速前往成都就任。随着叛乱的发展，朝中针对剑南布政使之职的斗争一下子便从激烈趋于平缓，共识是很容易达成的，平叛优先。

当年平蜀是由向训统帅的，向氏虽然不像二王那般扎根西南，但作为向训的继承人，向德明前往成都，显然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再者，作为了曾经安西军中的一大巨头，向德明饱经历练，允文允武，也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威望。

另一方面，刘旸也没有把平叛的希望完全寄托与川蜀自己解决。当年强军猛将都在蜀中，平定蜀乱都费了不小的劲，何况如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剑南发生的种种，都让刘旸对那里的军政失去了信任，因此，在督促川蜀平叛之时，刘旸又同时诏令京西、湖北、山南、关中四道，整军经武，调拨军械粮草，又调集禁军西赴，随时准备入川平叛。

在雍熙元年的这个秋冬，整个大汉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发生在川蜀的大叛乱给吸引了目光。

而在剑南，各方压力一齐而至，上官正也不敢再惜命了，调兵遣将，准备给叛军来个一击致命，甚至连王小波后续对外扩张骚扰，都不加理会。

不过，官兵在准备，义军也没有停下脚步，王小波彻底将蜀州拿下后，便对部下进行整编，积极备战。

同时派遣心腹，前往联络各地义军，以壮声势。又四处派军，攻略州县，每到一地，都吸纳了大量满怀愤怒、饱受压迫的贫苦百姓，义军人数也像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

大汉武德充沛，也就导致民间蔓延着大量武器，铁器锻造也在不断进步，也就导致很多穷苦，都是自备武器，加入义军，即便质量不怎样，但砍在脖子上同样能死人的。

眼瞧着贼势日炽，上官正也逐渐坐不住了，不过还没等他动手，叛军便在王小波的率领下主动来犯。王小波也实在是没办法，人一多，仅凭蜀州及此前抄掠所得粮食，根本不够吃，要知道，到雍熙元年11月，各地打着王小波旗号的叛军已经突破二十万，受他直接统帅的，就是十五万之多。

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养，也逼得王小波不得不继续扩张，而整个成都平原，最适合的就粮之所，毫无疑问是成都府了。

成都府那是天府精华，粮食最多，人烟最稠密，权贵富户最多，穷苦大众也更多，当然了，“反动派”势力扎堆，实力也最强。

然而，一旦能把成都府打下来，那么，粮食、兵源、财富都不缺了，他们这些人也将彻底成势。

带着这样的心理，此前已经赌胜了好几次的王小波，尽起义军，自蜀州晋原东向，朝成都府进发，号称“军三十万”，一时间川蜀震动。

只不过，这一次王小波赌输了，他们都知道成都府的重要性，作为剥削阶级的顽固堡垒，当成都府受到威胁了，那上上下下又岂能坐视不理？

总之，面对叛军来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连武器都能提供。

在“显贵贤达”们倾力支持下，上官正也迅速在成都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