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刘旸能这么做，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也是有足够基础的。首先，类似的“整风运动”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有见识”的。

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出现了各种弊病，国力有所衰退，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朝廷的权威也足，从官方到民间，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

没有这些，像刘旸这么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诚然，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毫无吃相、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连最后一粒粮、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

而通过这么一场“政治进攻”，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世祖皇帝留给他的，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与财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当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

为此，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依其预计，他登基之后的情况，应该是众正盈朝，君臣一心，共同匡正大汉积弊，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

但显然，刘旸此前太“天真”了。痛定思痛之后，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名位虽到了，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

要知道，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不是白来的，也不是靠活得久，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

或许不那么充分，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

平心而论，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出现的累累乱象，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诟病他软弱迟疑、掌控力不足，那是有失公允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

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刘旸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税改是一方面，蜀乱也是一方面，两者之外，还有更多。

蜀中起义，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对皇帝刘旸来说，同时也危中有机。

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无处着手，也随着蜀乱的爆发，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统筹内外、驾驭权柄的契机。

当然，前提是要取得胜利，川蜀的乱贼要平定，然而，半年多了，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

时下已是雍熙二年仲春，视角放回到广阳伯府，黄昏将至未至，天空已布满绚丽的色彩，比起平日，赵匡义回府可要早多了，并且心情很是不错，嘴角洋溢的笑容怎么也敛不住。

让前来迎接的伯府长子赵德崇都忍不住开口询问：“今日有何喜事，让父亲如此开颜，莫非蜀乱平了？”

闻问，赵匡义立刻收敛了，面上不再挂着喜颜，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

伸手朝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穿过中庭，直入正堂，方才说道：“蜀乱未已，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

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解释道：“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也由老夫过问了！”

过去的一年，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

刘旸要搞吏治，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人事调换之外，监督工作是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而在世祖时期，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权力不说没有，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

监察工作不好做，既要去啃骨头、得罪人，自己还要持身以正，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而世祖皇帝，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搞特务监察的，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

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为此不惜限制皇城、武德二司，今春以来，又再度明诏，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同时增加行政拨款。还放出话，下一次科考，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

一时间，都察院的官员们，腰杆子也硬了，头也能抬头了。被刘旸拜为“都察使”的杨业，更是炙手可热。监察系统，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相辅相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