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的张家米铺“面试”，凭借着熟络的关系，基本只需走个过场。曹母则领着幺儿幼女，为丈夫打点行囊。

一直到三日后，家门前，母子四人依偎在一起，默默地为曹永送行，曹母依旧没有多说什么，千言万语皆化为一声“珍重”。

少年曹孟立于一旁，长这么大，他还是

与曹永合作的，都是奔走于各大行市的走卒，除了他这个牙郎，摊贩、账房、苦力都有，并且有多年的交往，知根知底。

一行四人，选择走水路，从孟津登船，经过黄河入汴，一路经泗、淮，过运河入长江，辄而东向，历时二十余日，方才抵达目的地秀州。

秀州在苏州东南，湖、杭东北，乃是江南种植、纺织中心，而由于尽据江海之水运交通优势，更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枢纽、货物集散地中心。

从乾祐至开宝，在世祖皇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对产业发展促进都是一贯支持的，不断地从中亚、天竺等地搜罗人才，培育良种，进行税收上的优惠与奖励，大力发展纺工艺，用了几十年时间，方才孵化出一个渐入成熟期的大产业。

可以肯定地说，与占城稻的大力引进与推广，乃是世祖皇帝一朝解决百姓“衣食”问题的最有意义尝试，而取得的成果、成就，一定程度上比那些赫赫武功更加伟大，只不过，这种贡献不易于被记住，甚至更容易被人遗忘。

但是，产业的发展以及占城稻的普及，却极大地缓解了大汉百姓在基础生存上的压力，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大汉人口暴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样的实惠，最终还是落到朝廷，落到统治阶级头上，因为这从事实上增强着他们的统治力，延长着他们的生命力。

起初，大汉的重点种植区毫无疑问是河南河北二道，从种引进、培育、选种、推广，再到纺工艺的推广，这些打基础的工作，都是在二道，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不断推动前进的。

大汉纺产业，真正迎来大发展，还是在开宝十五年前后，那时候，的种植与纺工艺都已经成熟并且取得了大量推广，尤其琼州知州周仁浚牵头实现对纺织机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布的产量，对纺产业发展的推动效果就更强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江南的产业就开始崛起了，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再加上丝织印染传统，使其很容易便赶上了大汉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北方的产业依旧以京畿、两河为主，辅以关内、高昌二道，作为的主要种植区，在官府的扶持下，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江南这边的快速发展，却是肉眼可见的，不见得后来居上，但赶超的势头明显，有一说一，除了产量之外，不管是人才、技术、还是市场活力，以江南道为核心南方产业，都已经超过北方。

尤其在布生产效率与质地上，使用了大量新型纺织机的江南道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场、作坊，是远超北方同行的。也鉴于此，江南的行从业者们，已然吹响了向北方发起“进攻”的号角。

曹永与合作伙伴们动了南下进货的心思，也正是在这种风潮与大背景之下。

很多事情都是百闻不如一见，也等真正到了江南，曹永等人方才意识到，布在这里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可以说，如今制品，已然替代丝、麻，攻陷了东南千门万户之家，帮助东南普通士民百姓解“温”的问题。当然，江南丝绸业的发展依旧蓬勃旺盛，毕竟权贵们还是更青睐细腻、华贵的丝绸锦缎，以衬托身份。

秋高时节，也正是江南丰收的季节，不只是晚稻，也包括的采摘。当然，比起那些难吃的占城稻，曹永等人眼里全是那些白的团。

一直到秀州，才算真的开了眼界，如果是南方产业以江南为中心，那么江南道则是以秀州为中心。整个秀州，几乎半数的家庭、农户都在从事的种植抑或布生产，对于大部分秀州百姓来说，这甚至就是他们的主业，所有的生计来源。

当然，秀州能获得这样的发展，除了本身适宜的种植条件，以及得天独厚江、海交通优势之外，还得感谢周仁浚的带动。

可以说，在大汉朝周仁浚算是纺业中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不只是带领儋州工匠改进纺技艺，在后续纺技术的传播、纺产业的发展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仁浚曾一度官至河东道布政使，当然没做两年，便告病养老。致仕后的周仁浚，返回了发迹之地儋州，了解到当地纺发展的困境。很多父老，都忍不住向周仁浚抱怨，作为“儋机”（纺织机）的发源地，产业的发展竟然比不上其他地方，连两广市场都占不下，反而被一些地方的从业者抢了利润。

周仁浚在后续的调研了解后发现，根本原因，还是地理上的限制。儋州地处琼州岛西北，虽然与陆地一衣带水，并且南方水运发达，但位置还是太过偏远了。而产业想要真正发展起来，市场却是在内陆广袤道州，而新的技术与纺织机，也早就传播开来，技术、质量上也不能形成优势，如何能发展壮大。

在儋州，能够依靠的基本只有两广市场，当然饿不死，然而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摆脱儋州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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