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于1978年的春节印象特别深刻。

大年初二，我大姐就要出嫁了，这对于我们家来说，那可是件大事。可更让父亲激动的是，他那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的老娘也要回来参加大姐的婚礼。

年未我家就已经开始忙碌开了，连住在邻村的外公外婆也叫过来一起帮忙，把家里的四间瓦房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一向心灵手巧的外婆剪了各式的大红的喜字，里里外外贴了个遍，当然不会遗漏掉大姐嫁妆上的每一个物件。父亲则忙着蒸年糕炸油豆腐炒瓜子花生，每天都要忙到很晚，但始终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的劳累，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意。而我看到了总是会白他一眼，小声嘀咕一句：“一个从小扔了你的娘，那么起劲干什么?”。

不过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我可以畅开了肚子各种偷吃，虽然有时会被大人们呵叱，但最后自然是任由我胡来一通，因为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是喜悦的。

记得那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地冷，村西边那条清澈的小河早早地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我经常和几个小伙伴们手拉着手先在河边轻轻用脚踩踩进行试探，如果感觉问题不大，则会越胆大地往深处滑去。偶尔有大人经过，一声怒吼:：“找死啊，还不快起来?”我们则一哄而散往四处奔去。

到了年未时，村里的几个壮劳力抬来一台抽水机，敲开个冰窟窿，把抽水管插入，将水排入另一条河中，一条河大概要连续排两天左右，

就在那几天，在寂静的冬夜，抽水机的发动机声显得异常响亮。有时觉得床也会跟着在震动，而我总是躺在床上，听着轰鸣声想像着鱼在泥塘里活蹦乱跳的样子沉沉睡去。

每年翻河，那条河中的鱼总是最多的，队长会负责把鱼按人头每家分成一份各自拎回家中，这也是那个年代农村乡下过年必须上演的大戏，而家中人口多的自然会收获颇丰。

在记忆中，那时乡下过年甚是隆重，杀猪是其中一项在那个时代看起来颇为庄严的形式。

那时，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上一头。记得腊月二十八的时候，父亲请来了邻村一名杀猪匠，又叫来了几位身强力壮的邻居帮忙。他们从我家猪圈里把那头已经养了一年的白白胖胖的大肥猪死拉硬扯地摁倒在早已准备在院子中间的方桌上，老屠户拿着自己专用的钩子勾着猪嘴巴防止猪反抗时咬人，然后手起刀落，拿着刀从猪的喉咙部位直插至心脏部位，虽然场面有点血腥，但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

多年以后，我耳边不时还会响起肥猪那凄厉的惨叫声。经过烫猪毛刮毛子，然后就是将猪开膛破肚卸成小块。年猪杀完，当然会请大家吃上一顿，这是在江南农村当时比较流行的杀猪饭，想起当时猪油拌饭的香味，年已五十的我还是会忍不住直流口水。

“今年这头猪一百多斤呢，摆个二十桌应该不成问题!”晚上父亲对着母亲和大姐说。那时，我和二哥还小，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利，只能坐在一旁听着。

大哥则在年前已经光荣参军，那也是让我颇为自豪的一件事，甚至一度在同伴面前吹嘘，我大哥是个解放军，如何如何地了不起。

“到时看看，能不能留一条后腿，让你娘带回上海去，乡下的自家杀的猪新鲜，城里人稀奇的”。母亲手里边纳着鞋底边说。

“为什么要给他们啊?”我冷不丁插上一句。

“没你说话的份!”比我大四岁的二哥总能压我一头。

大年三十，父亲早早起床，跟队长商量去借了一辆拖拉机，后面可以坐人的那种，去镇上的轮船码头接人，母亲和大姐则忙着准备午饭。

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听到远远传来“叭叭叭”的拖拉机声，赶忙跑到村北边的大路上张望，远远地看见拖拉机上坐着好几个人，又赶忙小跑回家中。

“姆妈，爹爹个娘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应该叫奶奶!”说话间母亲赶紧迎了出去。

从拖拉机上下来五个人，那满头白发的妇人应该是奶奶吧，我躲在母亲身后暗暗打量着。

“姆妈!”母亲叫了一声，老妇人听见，身体微颤了一下，上前拉住母亲的手。

“是秀秀吧?”

“对不起，这几年辛苦你了!”奶奶说着顺着脸颊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我则好奇地站在一边看着。

“这是老四吧?长得可真水灵!”她刚想伸手想来摸我的头，被我一下逃开了。

“快，快叫奶奶!”父亲边说边用眼神示意我，我长到这么大都是没爷爷奶奶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叫得出口呢?

“爷爷，奶奶，快进屋吧！”这时大姐迎了出来，看上去，曾经去过一趟上海的大姐跟他们可熟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