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一个个寒来暑往的自然循环中，日子按着以往的节奏一天天地往前推进。父母依然每天不停地忙碌，所不同的是父亲脸上多了不少的笑容，我知道那是他失而复得的亲娘带给他的。每到年底的时候，父亲总会准备不少的乡下土特产托人带去上海。那时候去上海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水路仍然是最直接的方式，还有就是大型的乡村企业开始和上海有了生意往来，一旦有去上海的便车，父亲总会辗转托人打听。记得那时我姨夫做一个大型塑料厂的采购员，能说会道的他经常会全国各地跑，而去上海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他也自然成了我家和奶奶的联系纽带，因此每隔一阵子，我总会期待着胖乎乎笑咪咪的姨夫能出现在我家，从上海给我带一些乡下没有的东西来。

而我的童年就在这样平淡普通中无忧无虑逐渐过去，作为家里最受疼爱的小女儿，在物质比较贫乏的年代，我倒是过得比较优越，因为有在上海的奶奶和远在新疆的大姑会时不时寄些奶糖和在乡下见不太到的裙子衣服等，我一直受到了同龄小伙伴们的羡慕，也有了一点点趾高气扬的资本。

可是到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家中突生变故。一直勤劳且健康的母亲发现自己身体乏力浑身浮肿，一直忍到无法忍受时才和父亲说。那时的乡下有什么头痛脑热的只会去请村上的赤脚医生来看看，可那个根本没有多少医学知识的赤脚医生怎会诊断什么复杂的疾病？母亲怕花钱也一直拖着不肯去镇上大一点的医院看病，直至父亲把我外婆（那个从小在我印象中强势能干的小脚老太太）接来，向大队干部借了辆拖拉机把已经无法走路的母亲送到了医院。可医生的诊断几乎把我们一家送上绝望之路，母亲得了比较严重的肾病，在那时乡下人都称“腰子病”，由于拖得时间太长，已经无药可救，医生建议父亲把母亲带回家好吃好喝地养着直至走向人生的终点，并且一再暗示可能只剩下半年的阳寿。

就这样父亲把母亲带回了家，把自己关在厨房大醉一场之后，从此便开始了为母亲的寻医问药之旅。而一向刁蛮任性的我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每天一放学，就帮着父亲一起分担家务，在母亲床头伺候汤药。在母亲生病的两年中，我家的空气中几乎天天弥漫着苦涩的草药味。父亲四处托人打听，只要听到有什么偏方，就想方设法地求来，无论有用没用，总要试上一试，当然更不会忘记求助远在上海的奶奶。那时的在我眼里一直善良得甚至有点懦弱的父亲执着得让我有点感到胆怯。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当他听说远在十几里地外有个和母亲得了相同毛病已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病人，因为服用了某种偏方，竟然奇迹般地好了，现在已经能下地干活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地址，记得那天下午他兴冲冲地从上班的地方赶回来激动地对母亲说：“秀秀，你有救了，我现在就去问人家讨偏方去＂。

记得那天父亲是下午两三点时出的门，五月的天说变就变，到了傍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可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我和二哥一会去床边看看躺在床上说话都无力的母亲，一会儿又一人一边倚在门框上看着外面无尽的黑夜和雨帘，感到害怕又无助。一直等了很久很久，快到半夜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终于蹒跚着出现在我们眼前，浑身湿透的父亲身上污泥一片，也不知是在路上摔了多少跤才赶了回来，当时见到父亲的那一幕以后不论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地清晰得如同昨日一般。

“快点生火，给你娘煎药！＂父亲嘶哑地说着，顾不得换下湿得往下不停滴水的衣服。

“这个药真的有用，我跑了几个地方才抓齐的。我也亲眼见到那个人了，跟你娘的毛病一模一样。这下有救了有救了！＂父亲边手里忙活着拆开各种药包边兴奋地说着，全然不顾自己当时有多么狼狈。

当时我们一家人可能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四处奔波求药，也许是真心感动了上苍，也许是药真的有了功效，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寿命的母亲在一年过后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一年半后又重新可以下地干活了。压在我家的厚重的阴霾已经散去，笑容又重新回到了父母的脸上。

母亲一病不起的一年多时间，为了不影响远在外地当兵的大哥我们听从父母的意思都选择了隐瞒。那时的主要通信工具是写信，一般是由二哥或我代笔，父亲说一句我们写一句，当然是报喜不报忧的。父亲在最后总会长叹一声：“要是你娘实在不行的话就去份电报，相信总会见上最后一面的”。那时的山东在我们想象中山高水长，一封信来去要二十来天，而拍电报一般都会到生命攸关之时才会采用，所幸我们家最终没有走到那一步。

两年后大哥回家探亲，因为被领导发现他有才，彼时的他已从当时从军时驾驶班的一个小司机提拔为了首长的秘书。当得知这两年来家里遭受的变故，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哥边听边流着泪，一句句地跟我们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作为家中的长子，我想当时他的内心应该是充满歉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