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至亲的一家人，只会站到对方的立场上以更好的方式来成就对方，可能就是爱的一种境界，可惜当时少不更事的我根本理解不了。

家中又重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母亲的身体在父亲细心地调理下逐渐恢复，脸上又重现了健康的血色，劳动力也恢复如常。1980年，二哥考入了镇上的高中而我也进入了初中学习 ，那时的我最开心的事是央求着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收音机，所以放学后不会再在外面留连疯玩，一回家边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着“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边做着作业，或者听着邓丽君的“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下个不停…...！＂摇头晃脑地手脚并用。这时在旁边忙着针线的母亲总会瞪上一眼轻轻骂上一句：“你这样还能做得出文章？”反正母亲又不识字，做不做得出也只有我知道。

其实那时在收音机转台时经常会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祖国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的中国大地第一次迎来了改革开放，从城市到农村，正在酝酿着历史性的变革，记得有一天父亲回来激动地和我们讲：“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农田了，以前只有地主家才会有的，换作解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可惜我那为地主家做了一辈子佃户的奶奶没等到这一天啊！”那时的我不懂，后来到了高中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才讲到中国这一重大变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出现了农民自发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记得那时分田是按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来进行分配的，我家也顺理成章地分到了五亩地。那时读高中的二哥一门心思只想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而我，父母自然是不舍得让我下田干活的，所以家里的农活基本上全靠父母来操持，农忙时，已经有了孩子的姐姐姐夫会来帮忙。每年所得粮食不但能维持一家温饱，剩余的粮食还可以卖给国家粮站，每到新米上市季节，父亲总会说：“碾一百斤新米托人带到上海去。”

而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姐姐和大哥他们都去过上海了，我却一直没机会去，为此也和父亲闹过几次，每次父亲都说：“总归有机会带你去的，下次去一定带你！”我只能静静地盼着这下一次能够快一点到来，毕竟那时的我已从收音机和书本中更多地了解到了这一国际大都市的魅力，更知道我迷上的《萌芽》杂志中连载小说的作者王安忆就是上海人，所以那时的上海于我充满着无穷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