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语言学，这的确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就如周至所说的，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习惯在田野考察当中用一套音标来记录文字的读音和声调。

当然这套音标相对普通话的拼音会复杂许多，甚至比保留中古音声韵的最多的粤语都应该还要多。

后世在关于粤语和国语间，在某段时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正统之争”，很多北方人认为粤语不可能是古时候的“正宗汉语”，因为粤地地处偏僻，所以粤人在当时只能算中原以外的“外国人”，因此他们说话肯定就如外国人说中国话那样别扭，留下来的语音肯定和唐宋当时的长安、陕西地区的语言大相径庭。

这种说法看是有道理，其实属于自由心证之类的猜测，而研究文史问题，最大的弊端就在于“自由心证”。

关于粤语的起源，主要有两个传说，一个是源自北方中原的雅言说，一个是源自楚国的楚语说，但是汉代至唐宋，中原汉人源源不断地迁徙岭南，促进了粤语的发展和定型。

尤其是永嘉之乱和两宋灭亡，让粤省发生了三次移民的浪潮，北方中原语言不断对本地语言冲击，来自中原一带“衣冠望族”的士民，逐渐左右了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了粤语的发展。

到了宋代，粤语成为一种既对应中古汉语发音又有部分独立词汇的语言，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差无几，已经奠定了现代粤方言的基础。

同时它在定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受中原的影响突然变小。元朝蒙古人迁都至位于燕云十六州内的大都，并以当地话作为官话推广，导致中原语言与中古汉语的差别在不停变大，而当时的中原语言急剧地向BJ官话方向发展，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入声的迅速消失，同时又出现了不属于“平上去入”传统四声的轻声声调，这一变化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的普通话里，而已经定型的粤语则未受元朝影响而独立发展。

到了明清时代，中原官话韵尾进一步消失，又有吉其兮的声母被完全颚音化成jqx声母。

而这些在不少方言里都有保留。而综合起来看，粤语是南方方言里面保留中古汉语成分较多的一种，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汉语普遍存在的入声，而更关键的证据，就是粤语的声母、韵母、声调，与宋代官方韵书《广韵》，高度吻合。

清代学者陈澧甚至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韵》，认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而南怀瑾也认为粤语是唐代国语。

这并非说粤语有多么了不起，也不是说元朝以后的官话有多糟糕，更不是说复杂的声韵体系的语言就越高级，简单声韵体系的语言就越低级。

相反，语言从简到繁，再从繁到简，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即便是粤语，港岛的粤语就出现了许多“懒音”的读法，就是对传统粤语的一种简化。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语言流变的学术问题，最后竟然可以演变成后世地域间所用语言的“优劣”之争，实在叫周至觉得有些无语。

其实真正纯粹的学者眼里看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如果你要研究元明清的官话，那就不用研究粤语，然而如果你要研究宋代以前的官修声韵，那毫无疑问，粤语虽然难以对应元朝和元朝以后的近古汉语发音，但却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是研究中古汉语最好的“标本”。

然后《广韵》又是从唐朝《切韵》发展而来，故而对于研究唐韵也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如此而已。

而声韵在运用上最直接的就是诗词，哪怕是古文，所谓“文是看山不喜平”，其实也是有韵律起伏的。

唐宋科考者都将韵律视作拦路虎，就如同现在大学生的英语四六级，属于必过内容，一旦在科考中用错韵，那就算白考了。

到了宋代，朝廷甚至允许参加科举的学子将《切韵》作为工具书带入考场，而苏东坡从小跟着北极院的道士学习韵学，到老了还被李清照嘲笑作词不依韵律，从这些都可以知道声韵在唐宋文学中的重要程度。

所以承继了《切韵》最多的粤语，在中古声韵研究中具备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粤语发音系统较复杂，有十九个声母，九个韵腹，八个韵尾，五十六个韵母，声调有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阳入。

而粤语自己也分了地区，以梧州话作代表，语音系统声母更是多达二十四个，韵母五十八个。

但是即便已经很多了，却依然不够，在中国传统的音韵学里，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了三十个声母代表字，被称作唐代基准的声母系统，而宋人又创作了《韵图》，韵图上共有三十六字母，同样托为守温所传，这就是声韵学上着名的“守温三十六字”。

后世学者经过多方考证，也出现了多种方案，最终王力等大佬将之确定为三十三声。

学问就是这样的，周至和老爷子就好像闲话家常一般地聊着天，聊着聊着，课题方向似乎就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那我就还是先按照高本汉先生的做法，将各地方言标本采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