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明朝二百多年,真正称得上政治家的寥寥无几，而张居正是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政治家。”

“当然，彼时还年轻的张居正一开始是还没有想过要变法,但是这时候他已经为那个充满痛苦的世道而动容。”

“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张居出门游历，在游历的时候他就慢慢开始发现了各种社会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而这一切使他未来从政道路坚定了理想。”

李一摇头道：“其实明朝到万历登基时,已经立国两百年了,按照王朝周期性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一个王朝的末期了,大明能再延续多久谁也不知道，而彼时的世道如何呢？

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可以说大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了。

也就是说,这时候只要随便来个天灾，大明可能就撑不下那种，而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或者说是起义。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大明居然能迎来张居正,也着实不可思议,这改变了大明的国运。”

“当时的张居正也洞彻了这些，他指出那个时期社会存在五大积弊,也就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

“就是说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员朋党成群,而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党争日烈。

地方官员则毫无为民之心,他们贪墨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世道下导致土地兼并情况相当严重，尤其是王公贵族、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当时有歌谣是这么唱的：

“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

是不是很可悲，而这就是那个世道，一个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世道。

在这样的社会下，朝廷的税收日益减少，但支出却与日俱增，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朝廷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

还有就是军费问题，当时大明的军费支出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而导致军费大增。

而据说当时的现银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这意味着这个时候明朝的财政已经拮据到濒临崩溃的地步。

彼时北方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而南方局部骚乱时作，中原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可以说，大明是在慢性死亡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意识到问题是一回事，如何解决，有没有魄力解决是另一回事。

而绝多数人都无能为力，也没有那个决心去改变，只是麻木的、随波逐流的等待毁灭的那一天到来。

可这个时

候的大明遇上了张居正，他告诉所有人，他有这个决心。”

“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就辅佐皇帝进行了十年改革，这是一场大明前所未有的风暴，涉及到所有人，张居正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万历新政，也就是张居正改革。”

“改革之初他就决心先整顿吏治，这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

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

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

在当时，唯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这样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

变法最怕就是下面的人不按照规定的措施来，而张居正显然是抓住了这个核心。

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并颁行考成法。

考成法核心就是制定严格的时间计划表，规定官员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完成，要做到什么程度达标，而且完不成或者干不好就被辞退。

很严厉但是很有效。

考成法可以说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

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

同时又促使官员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