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是被手和物件掩盖的布匹之类，也许母系社会规定，辟王可以用布匹等高价值食物作为货币，但这些货币必须存放在隐蔽的安全之地，当然币只能借用辟的读音。这种现象不仅在汉语地区存在，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毛里求斯等地区也存在，货币读音借用辟bi读音现象，这些地区称为货币为卢比bi，在古越语中，卢是船、流通的意思，比bi就是辟，直译是“流通的王币”，说明货币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民间市场货币违法。

如果没有汉字和保留至今的泰越语言，我们将无法获得这些远古时代的文化信息。这说明，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本文的分析和推理，当今和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和成果，都是因为人类大迁徙、定居和发展后产生和形成的。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人类文明状况，本章我们将单独论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形成过程。

根据对全球各地人类文化遗迹、历史文献和当今文明现状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距今4.5万年至3.5万年前，人类进行海陆两线大迁徙之前，聚集在冰河期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大陆的古人类，他们已经有多套系统而完备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在广西左右江流域地区发现数量繁多的石刻和骨刻古象形文字，以及大量的蹲式人形岩画，这些文化遗迹反映人类陆路大迁徙的主体民族——古越民族，在大迁徙时已经掌握了象形文字系统。目前中国西南的很多民族，如壮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古老民族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象形文字系统，这些都是古人掌握象形文字系统的佐证。

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有自己语言和文字方式，同时炎热地区居住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稻等多水温热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具有在寒冷和干旱地区农耕民族已经掌握了青稞、小麦、小麦等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在人类发展初期，畜牧并没有从农耕、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方式分离出来，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牛、黄牛、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水牛是农民耕耘水田的主要畜力；黄牛是农耕民族主要交通工具；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是农耕民族主要的动物蛋白食物来源。同时农耕民族还掌握使用火、冶炼金属、烧制陶瓷、烹饪食物、酿酒、医药、纺织、制作皮革、制作服装，以及制作金属、石、骨、木等工具及用具。农耕民族的生产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方式加以描述，并进行代代传承，这个过程促进语言和文字的爆炸式发展。

农耕民族过着群居的定居生活，而且食物来源比较丰富和稳定，因此在人口发展上农耕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优势，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社会的管理问题，促使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向更全面和完备的方向发展，使得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成为大迁徙时期及大迁徙结束之后，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而以古越文化为核心中华文化就是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根源。因此，目前世界各地区、各国的语言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越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文化要素。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结果，世界各地水稻、蔬菜和瓜果的种植技术，水牛、黄牛、猪、鸡、鸭等家畜禽的饲养技术，用火技术，制陶、酿米酒、烧煮食物的技术都是古越人和早期的中国人将它们带到世界各地的。如果没有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的全球大迁徙，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吃米饭、猪肉、鸡鸭肉，喜欢洗澡、喜欢唱歌跳舞。这些技术和生活方式都是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独有的。

按照目前考古成果分析，古越族的语言和文字形成于距今3.5万年至2.5万年。在古越人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已经有从事渔猎、狩猎和采集的远古民族迁徙都这里，中国大陆的各个河流入海口地区已经有海洋民族的定居地和村落，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导致这些民族的人口发展受到限制，因此海洋、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人口都非常有限。

古越人迁徙到广东地区后，古越人很快同化了当地的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了杨越，杨越人在语言和文字上与古越人基本一致，为了区分民族方便，定居于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及广西西南部的古越人被成为骆越。在远古时期，岭南地区的语言都属于古越语，秦汉时期后，秦汉官方语言开始影响岭南地区，秦汉官语与古越语融合形成早期广府语即广东话的前身，早期广府语与唐宋官语融合后形成现代的广府话即广东话。长江以南地区的吴语、温州话、闽南语、潮汕话、客家话、平话等都是当地古越语与秦汉官语、唐宋官语等北方华语融合的结果。

民族融合的结果之一就是语言融合，根据我们的调查，广东东部和福建等地区的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很多海洋民族语言即南岛语的词汇，如人（neng）、去（ti、di）、吃（cie、qia）、鱼（ho）、肉（nieng）、牛（gu）等；同时在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古越语词汇：如妈妈（ie）、爸爸（bo）、妇女或者妻子（ya）、男子（dg）、矮（de）、高（sang）、水（le）、饭（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