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征服。

在这场漫长的征服战争中，欧洲人肯定没有想过世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卑贱、低俗和丑陋？当欧洲人的洋枪队在中国向导的引领下，攻入东方千年帝都北京城时，当他们看到曾经被他们想象成天堂的紫禁城时，当他们看到灰头土面的王公大臣、黎民百姓，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这些曾经被他们视若神灵的东方人成片成片地跪倒在道路两旁，迎接他们入城时，他们肯定感觉他们多年了含辛茹苦信仰上帝获得回报，感觉自己确实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和神民，而那些他们曾经仰慕过的东方人只是他们的奴仆而已。

当然，那些被征服国家的精英们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痛苦不堪，因为他们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经常改朝换代的国度而言，每次经历国难最痛苦只是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而黎民百姓等中下层人民，他们的痛苦只仅限于对外来生活及前途的担忧，老百姓从来不在乎谁做皇帝，他们只在乎新皇帝将如何对待他们，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社会强者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世魔王，以及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欧洲列强们也不例外，占领大清帝都后，欧洲人与清廷签定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清朝廷的割地赔款，以及通商贸易等好处，西方人的直接伤害只针对国家层面，西方人与大清国老百姓即中国人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很多没有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在清朝深受压迫的中国人，还认为欧洲列强在拯救他们，让他们免受“清妖”的统治和残害。封建宗法制度决定了大清国属于满清贵族，大清国百姓只是满清贵族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奴隶凭什么要帮助落难的奴隶主？因此清朝的灭亡属于墙倒众人推，不是西方列强一家的功劳。

历史是无情，因此我们不能总是希望这个世界总是充满善良和美好，我们需要面对现实，需要冷静思考、随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才能绝路逢生、逢凶化吉。

中国文化有两条发展主线，一条是历朝历代朝廷主导的文化发展路线，该线推广仁义礼智信，强调忠君爱国，强调道德教化，这条路线代表国家正统，但只适合于和平时期的官宦阶层。第二条文化发展路线存在于民间，该线推崇易经、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强调审时度势、忍让、回避、奇袭、绝杀等为人处世之道。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是蜀国的军师，司马懿是魏国的军师，他们两人将中国文化的两条主线表现得淋漓尽致。诸葛亮给阿斗的《出师表》说尽了仁义道德，他是第一条文化线路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给儿子临终真言，短短数语道尽人生苍凉和为人刚猛，司马懿曰：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

在乱世里，司马懿的40个字，胜过诸葛亮洋洋万言的仁义道德，最终，司马昭在家训教导下，战胜蜀国和吴国建立了晋朝，成就了司马家族的帝王梦想！

欧洲人为什么能够在进入人文时代后，快速进入科学时代呢？我们认为得益于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厥人建立奥斯曼帝国后，突厥人对古埃及、中国等东西方的文化典籍和图书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翻新和翻译，使得这些涉及门类广泛的古代典籍和图书得到系统而完整保留和传承。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的学者将奥斯曼帝国保留这些古代典籍和图书翻译成本国形式，因此，欧洲人很快建立起自己科学基础；

第二在地理上欧洲各国与东方游牧民族地盘相连，它们直接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因此他们急需通过发展科技，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他们发展现代天文学是为了解决航海的导航问题；他们发展现代枪炮和弹药是为了抵抗侵略和争霸世界；他们发展内燃机和电磁装备为了解决工业部门发展瓶颈，为了满足大规模生产，以及低成本运作的工业化需求。

最终，欧洲人在科学技术上获得巨大的成就，因此他们征服了整个地球，成为这个世界唯一霸主，迫使世界各族争先恐后地进入科学时代。清朝末年，在欧美人枪炮威逼下，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从此中国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忍辱苦学，奋起直追。到今天，中国人又从新站在人类文明的巅峰，具备全面挑战西方列强能力和智慧。

中国社会比欧洲社会早3500年进入人文时代，但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科学时代呢？

我们认为，第一，中国富裕，自给自足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国精英阶层失去思考世界本质问题和真理的动力。在清朝之前，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中，只有会吟诗作画、行文口述、功于心计，使阴谋诡计的文人，没有解决生产问题、现实问题的技术员和工程师，更没有追求真理的科学家；第二，中国科技发展基本依靠民间力量，民间力量主要依靠个人觉悟和智慧，创造工具和装备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就行，不追求完美和极致。比如古人觉得人力不如畜力好，古人就驯化牛、驴、马等，之后古人认为多驯养牲口就行，他们不会再起思考畜力之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