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物质和强调货币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他们的根本导向不同，要解释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但大概可以概括为唯物和唯心之间的矛盾。

以燕兴楼交易行的船舶票证为例。

大明发行船舶票证，目的是通过出让分红权，人人做船东计划，来快速回笼资金收回成本，而后再次投入生产之中，加速扩大大明船舶制造业的规模，这就是强调物质，根本导向为获得更多创造更多的物质，或者说商品。

这是激进派强调物质的主张。

船舶票证在交易行交易，各种投机客手中涨跌交易，对于‘更多商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零收益，甚至是负收益的，因为船舶票证的波动有可能会影响到生产，甚至为了票证价格，不得不进行冒险。

可是如果从强调货币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船舶票证的交易，和价格的逐步升高，带来的是更多的货币需求，对于‘更多货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正收益的，交易行的规模越大，货币的需求就越多。

燕兴楼交易行的票证交易，对于激进派而言是无效甚至是负面的；而对于保守派而言，是有效、意义重大的，这便是两种主张的水火不容。

有趣就有趣在这里，他们奇妙的达到了一种阴阳平衡的共存，甚至是互相补足，这大约就是矛盾说所言的阴阳并济的现状。

追求更多的货币，不是一种谬论，尤其是在大明大明商品极度匮乏、商品经济欠缺发展、朝廷坚持以银铜贵金属为本位的大明朝，追求更多的货币，本身就是在增加商品的流动性，只有货币数量大于商品价值总量的时候，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那么大明不再行钱法，而改为钞法，这种追求更多货币的主张，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谬论呢？

如果大明可以布武全球、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各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自由航行和贸易、大明文化深入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所有人的心里打上大明天朝上国的思想钢印，那么大明宝钞，就会成为支配世界资源、产品、服务、人才的可靠工具。

那么追求更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一种谬论，而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种古怪的平衡状态，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对彼此政策的部分认同和部分反对造成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如果首辅次辅、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这种异见，演化成为了政斗，甚至形成党锢，求同存异的共识完全消失，为了反对而反对，全面反对、全盘否定的话，平衡状态就会打破。

为了让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超脱的力量就是国朝。

也是朝廷于大明的意义，皇帝于朝堂的意义。

一个皇帝躲在后宫吸阿片，朝堂的奏疏一本都不批，显然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王崇古在官厂团造和工兵团营里，设立了惠民药局的做法，根本倒向是‘更多商品’，在产出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匠几乎等同于三个经验不足的工匠学徒，那么拉长工匠的平均寿命和工作年限，就成了一个不错的方法。

王崇古的意思大概就是：匠人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是无法让大明走进商品经济的。

三月春风和煦，但是朝堂上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因为前往绥远支援边疆的筹码，降低了！从三年升转，变成了六年升转，这让本来在观望中的士人，彻底坐不住了！

怎么可以降价！

而且朝堂要在工兵团营搞学堂这件事，彻底让士大夫们坐不住了，王崇古这个奸臣，背叛了势要豪右的集体利益，现在开始带头冲锋，一种可怕的危机感，弥漫在了所有士大夫的心头。

各大杂报，开始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件事可能造成的影响，完全的跟踪报道，因为王崇古不是闹着玩，他搞出了三级学堂，即童学、蒙学和经学，三级学舍，当完成九年三级学舍后可以考入国子监，若是在算学上天赋异禀，甚至可以考取皇家格物院。

这三级学堂，童学是不脱产的，也就是识文断字和简单算学的学习，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上蒙学。

蒙学是完全脱产的，到了这一步，四书五经和算学的内容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到了这一步考不上经学也没关系，可以转工匠学堂学习一技之长，这三年的束修为三十银，朝廷可以垫付并且无息，但学完之后必须还钱。

而考中了经学，就代表着一只脚跨越了阶级，可以选择缴纳束修就学，或者签订委培契约，学完之后无法考入国子监或者皇家格物院，就需要履行契约前往绥远、辽东、云贵、长崎、吕宋、旧港等边方地区，这三年的束修为三十银，签订契约，朝廷可以垫付。

如果考入了国子监或者皇家格物院，那就是跨越了阶级，正式从生产者跨入了肉食者。

违约可能会一辈子缴纳罚金…

宋真宗赵恒在《励学篇·劝学诗》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北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暂且不论，但大明，书中真的有真金白银。

王崇古来真的，他不是在皇帝面前表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