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国运这件事，王谦就在赌，他赌大明绥远驰道会保障，就是赌大明国运长虹，只要大明强盛，那么他所持有的绥远驰道的票证就会飞涨，如果大明的国运萎靡不振，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断发生，那他手里的绥远驰道的票证，就是废纸一堆，一文不值。

当年秦始皇修了那么多的驰道，到今天还剩下几什么？大明的驰道还是从秦驰道的木轨上借鉴而来，甚至驰道的站点、换马等等也都是仿照的秦制，但大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分崩离析，驰道也做了土，成为了历史长河里一道不起眼的剪影。

王谦在赌，赌大明皇帝长寿、赌大明的势要豪右野心家们奈何不了陛下、赌大明新晋的武勋集团不会以武犯禁、赌陛下不会轻举妄动不会干出类似明英宗亲征这样的丑闻来、赌陛下始终勤勉、赌陛下能克服克终之难。

这都是王谦在赌的东西，王谦自己编写了一套投资指南，《王谦发家的四个秘密》但那套投资指南、有价票证分析，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在投资人性。

人的活动，不投资人性投资什么？

而倭国现在也开始了赌国运，这不稀奇，织田信长背靠大明，赌倭国的国运，织田信长死后，继任者的羽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也是在赌国运，赌大明不会为了朝鲜真的出兵，而且一连赌了两次，都被大明给打了回去。

直到丰臣秀吉死，被德川家康占据了征夷大将军之位，成立了江户幕府。

德川家康成了倭国战国时代的最后赢家。

毛利辉元，或者说毛利家一直是争夺关白、天下人、大将军之位的有力人选，因为毛利辉元和织田信长打的有来有回，和丰臣秀吉打的有来有回，和德川家康也打的有来有回，德川家康也是打败了毛利辉元后，才成立了江户幕府。

毛利辉元每次都差那么一口气，就把对手彻底打死，成为大将军了。

“对于小国而言，看起来赌国运就是唯一的选择。”张居正摇头说道：“但朝鲜背靠大明，不也好好的吗？其实对于小国而言，也有生存之道。”

“《韩非子》在亡征篇，也就是亡国征兆一篇中说：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韩非子，不得不读。”

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忠心耿耿的作为藩属国存在、在夹缝之中左右摇摆将骑墙发挥到极致谋求利益，或者赌国运，直接把所有的身家性命推上赌桌，赢家通吃输家通盘。

忠心耿耿做个藩属国，甚至可以实现世袭罔替，朝鲜就是世袭罔替的李氏朝鲜；

在夹缝中骑墙，需要极其精妙的政治天分和艺术，才能在不彻底得罪对方的情况吃下好处，这需要考验智慧，骑墙意味着谁都不得罪，同样也意味着谁都得罪。

而赌国运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反正局面已经如此糟糕了，再糟糕能糟糕到哪里去呢？这在历史长河里也有例子，那就是夜郎自大，夜郎国对着大汉赌国运，然后整个夜郎国也成为了史书里的一个称呼。

“大国绝不可赌国运，轻则断脊，重则亡国，一如北宋，北宋末年君主好大喜功，臣子自大傲慢而不能规劝，与虎谋皮和金国共谋辽国，重金买了燕云十六州，却不能守，最终天下尽丧胡虏之首，铁蹄踏处，哀鸿遍野。”张居正在讲大国赌国运的危害，他以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劝谏陛下。

大明是天朝上国，现在虽然在一些地方仍然落后，但完全有资格这样自称，越是如此，就越不能操之过急，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大明在一些地方仍然是有落后的。

比如，大明当下就不能自称日不落帝国，因为大明广阔的疆土，太阳仍然会从大明的领土里落下；比如大明在海外开拓这方面，仍然十分的保守，元绪群岛这块巨大的试验田，仍然没有开花结果；比如在算学上，大明当下的探索，也就比之泰西领先了一個身位，每年泰西舶来算学书籍，对大明仍有借鉴意义。

万历十一年，大明才在毛呢制造上获得了规模上的领先，而大明毛呢官厂的技术，甚至部分落后于梅斯塔协会，横向规模足够了，但是纵向规模，时间还是太少了。

需要奋斗的地方还有很多。

“谨受教，先生所言，朕受益良多。”朱翊钧颇为郑重的道谢，无论是原来的历史线还是现在，张居正作为帝师，都是极为合格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优秀的。

“先生既然熟读韩非子，那为何不注释这韩非子一书？比如先生提到的《亡征篇》中，有一句：商贾外积，小民内困，可亡也。在这一句中，有些人把内困二字，注释为崇尚私斗，其本意应该是百姓困顿不堪，生活难以为继，其注释多为揣测，谬离千里。”朱翊钧说起了《韩非子》的注释问题。

中原的儒学成为显学，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已经一千七百年了，《韩非子》这样的法家巨著，别说注释了，没失传，还是因为中原历代都有藏书的习惯，但注释已经面目全非了。

朱翊钧的意思很明确，要张居正注释法家，或者说百家著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祚才能绵长。

《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