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田令扩大会议上，王国光突然改变了想法，选择了支持张居正的一顷还田令，不再要求十顷。

王国光之前和张居正关于还田的具体政令，进行了数次的争吵，但每一次结果都是张居正认同，可始终不肯放宽政令，也不说原因，直到当着皇帝的面儿，把事情掰开了说，王国光才彻底清楚了张居正这种严苛的政令，另外的目的。

王国光忽然觉得，不改也行。

什么？暴力？严苛？多大点事儿，再严苛点也没什么关系，必须要让天下人知道，刺王杀驾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张居正、王崇古、王国光、万士和这四位阁老，还有骂嘉靖皇帝的海瑞，都是嘉靖年间的老人，都是亲历者，他们那时候想不明白，嘉靖二十一年前励精图治、斗志昂扬的皇帝，在嘉靖二十一年后，选择了自我放逐，身居西苑不出，一心焚修。

国势危如累卵，北虏入寇、倭患四起，皇帝仍然把自己放在西苑里，不闻不问。

现在皇帝过于勤勉，让朝中多数人忘记了当年皇帝心灰意冷之后，对国朝造成的可怕危害。

帝制就是这样，以帝王顺心为主，万一皇帝摆烂，真的会国将不国。现在，还田令的保守派，反倒成了大明皇帝朱翊钧。

“王次辅认为呢？”朱翊钧看向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的工党党魁王崇古。

王崇古从争吵开始，就一直一言不发，正经的装糊涂的师爷，朱翊钧询问他的意见。

“陛下，臣从来不是忠君体国之人。”王崇古看了眼张居正，由衷的感慨道。

忠君体国的前提是忠君，他是奸臣出身，说忠君那都是骗小孩，这也是他为何跟张居正斗法，屡战屡败的最大原因，也不是王崇古真的无能，而是在帝制之下，不忠君，甚至连表面忠君都没人信，那就是天然劣势。

龙旗大纛，是杆大旗，谁扛着，谁就占了大义的名分。

“陛下，臣以为，还是一家十顷，三七五减租。”王崇古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忠君的选择。

“王次辅，让人永远保证理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国事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一顷这个标准还是太严苛了，不符合眼下的实践。”朱翊钧认可了王崇古的意见，因为这是个理性的选择。

消灭宗族不是一道两道政令，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让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才能彻底将宗族埋进土里。

整个大明只有松江府一府之地，有资格说摆脱了小农经济，迈入了商品市场经济，这是大明九省之地和庞大的海贸规模硬生生的喂出来的结果，浙江、南衙、山东、广东等等富裕的地方，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一个被广泛反对的政令，决计不能执行下去。

“陛下，要不这样吧，再削减浙江十个进士额员，也不给北榜和中榜，给松江府和南衙各五员，松江府越来越繁荣，而且还有水师学堂，这五员真的不算多了。”万士和思索了一番，给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削减进士额员，用以惩戒浙江地面势要豪右的刺王杀驾。

至于给南衙这五个额员，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了，斗蛐蛐需要草棒，这五个额员就是草棒，陛下要走，可南衙一直在，浙江南衙一直铁板一块，多少有点让朝廷忌惮，让南衙和浙江离心离德，这种风轻云淡里挑外撅的功力，就是礼部尚书的涵养。

进士额员一旦削减，就是永久性的削减，捞到手里的松江士林和南衙士林，决计不会松手。

看似不多，但两次削减共计削减了二十五员，这就是刮骨之痛了。

连张居正都讶异的抬头看了万士和一眼，朝堂明公，真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进士额员是权力的分配，过去，每一个进士都意味着一个家族的诞生，权力的分配就是利益的分配，总计二十五员的永久削减，那就代表着浙江在朝堂的影响力永久性的削弱了三分之一。

“大宗伯，果然是读书人啊。”朱翊钧由衷的说道，论狠，还是读书人狠。

一顷还田令和削减进士额员孰狠？其实是万士和更加歹毒。

一顷还田令是可以规避的，朝廷不让个人持有田亩超过一顷，地方缙绅可以将田亩分给族人，然后以长租的形式，进行实质性的土地兼并，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田土，总是要有人去种的。

小农经济下，田土大量抛荒，因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之下，田土的产出有限，收获有限，真正种地的人都其实很清楚，有些时候，只是地荒着，于心不忍。

种地真的不是特别赚钱的买卖，而且风险也很大，旱了涝了，都有可能颗粒无收，甚至不那么稳定，除非朝廷抛弃常平仓，允许哄抬炒作粮价，粮价飞涨，才能保证种粮的高回报。

种地不能太赚钱，因为太赚钱就会加剧土地兼并，但也不能不赚钱，收益还没投入大，自然没有人种地，土地抛荒就又成了头等难题。

而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之下，田土的产出就更显得有点鸡肋，辛辛苦苦种一整年，可能还没有工坊一天收益高。

徐光启的父亲，就把所有的田土都卖了，经营棉纺、丝绸坊，成为了海商，甚至是远洋商行的东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