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敌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据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资治通鉴》）

史书上并未记载，唐太宗与颉利可汗的对话内容，但不难想象，颉利肯定狮子大开口，提出了很多无理条件。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唐太宗只能忍下一时愤慨，答应了突厥所提的这些屈辱条件。

当天，颉利可汗派遣使者，与唐朝议和，唐太宗答应议和，随即返回宫城。八月三十日，唐太宗驾临长安城西，斩白马，与颉利可汗订盟于渭水便桥，双方重新达成盟约。之后，突厥引兵撤走，史称“渭水之盟”。

尽管后世史学家，评价“渭水之盟”时，极力称赞唐太宗李世民的智勇双全，凭借智慧与突厥周旋，促成两国订盟。但是，必须承认，渭水之盟，对于唐朝而言，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不平等条约，是唐朝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唐朝迫于突厥的军事压力，只能答应突厥的漫天要价，以会盟换取短暂的和平。

因此，渭水之盟，成为了唐太宗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位戎马半生的大唐皇帝，自渭水之盟后，时时刻刻，都梦想有朝一日，一雪前耻，向突厥发起复仇之战，扫除渭水之耻的阴霾，解决这个威胁大唐王朝的草原隐患。

事实上，唐太宗明白，大唐与突厥之间，早晚必有一战。只不过，唐朝目前还不具备与突厥决战的实力。一旦唐朝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就可以一举荡平突厥。渭水之盟，恰恰为唐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积攒实力的宝贵时间。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唐王朝积极地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为反击突厥积极地做着准备。譬如，唐太宗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治、经济举措，重用贤才，发展农桑，以此增强唐朝的综合国力。在军事上，唐太宗也在积极加强战备，操练军队，提高唐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训练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大唐精锐。

比如，有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唐太宗的军事革新。为了加强唐军将士的战斗，唐太宗力排众议，一改前朝禁止将领、士兵携带武器上殿的规定。唐太宗下令，数百精壮士卒，每天都要在显德殿上，练习射箭。

甚至有的时候，唐太宗亲自上阵，教习这些士卒如何射箭。并且，唐太宗定下奖励制度，射中次数最多的人，赏赐弓矢、宝刀、布帛等物，众多将帅亦要练习射术。为此，唐太宗曾经专门颁布了一道谕旨，阐述为何要让将士们练习射箭：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资治通鉴》）

可是，对于唐太宗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群臣却大多表示不解，认为此举不合礼制，万一有人心怀歹念，行刺皇帝，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许多大臣纷纷上书进谏。比如，韩州刺史封同人“诈称驿马入朝”，向皇帝进谏。面对众臣的一致反对，唐太宗却不为所动，依旧坚持己见，说：

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资治通鉴》）

在唐太宗的积极推动，大力实行军事改革之下，唐军将士日日勤于操练，精进战力。数年之间，唐王朝便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无敌宇内的精锐劲旅。这支部队，也成为了日后荡灭突厥的生力军。

除了发展举国农耕，重用贤才，实行军事改革，加强唐军的军事力量以外，唐太宗还在为决战突厥扫除障碍，铺平道路。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拔掉依附于突厥的割据势力，让突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前文专门说过，贞观元年（627年），割据恒安镇的军阀苑君璋，归降唐朝；贞观二年（628年），唐军大举出兵，攻灭了朔方梁师都政权。至此，以前附属突厥的所有割据政权，悉数被唐朝消灭。正因如此，唐王朝扫除了与突厥决战的全部军事障碍，占据了反击突厥的绝对地利优势。

渭水之盟后的四年时间里，唐太宗李世民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为了洗雪渭水会盟的奇耻大辱，做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在唐太宗的努力下，唐朝国力蒸蒸日上，具备了与突厥进行最后决战的优势、实力。

正所谓此消彼长，唐朝在唐太宗的治理下，百姓休养生息，将士勤于操练，君臣同心共治，国力日益增强。可以说，唐朝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太宗皇帝一声令下，大军出征，向突厥射出复仇一箭。

反观突厥方面，与唐朝的日渐强盛不同，渭水之盟后，曾经叱咤草原的突厥汗国，却在一步步走向衰落，陷入绝境。不难看出，在唐朝走向强盛的同时，突厥反而走进了一个极端，滑入无底深渊。

突厥的衰落，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渭水之盟后，突厥大军返回草原。就在返回草原不久后，突厥便遭遇了百年难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