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逼近城下的虏兵虽然不多，但伊洛川两岸黑压压的虏骑相距巩县城池并不远，举目便能看见那如黑潮一般的兵马。

乔继恩、高惠鸿等人可不像徐怀能非常肯定这些虏兵不会直接往这边杀过来，这时候哪里还敢再啰里吧嗦？

陈由贵作为守陵军都指挥使，是两千守陵军甲卒名正言顺的统将。

按理来说，他对景王赵湍这样的安排，应该反应最为激烈。

不过，他眼神左右一转，见乔继恩、高惠鸿等人此时在景王赵湍面前都一脸的顺从，心知在气势汹汹的大股虏兵面前，乔继恩、高惠鸿对他、对巩县现有的守军并没有什么信心，也便强抑住心里的不甘，闷声应承下来。

陈由贵越是顺从，景王赵湍越是觉得解除他的统兵权是正确的。

在如此危急关头，统将如此唯唯诺诺，如何寄以大任？

县尉司虽说名义掌握这座城池的防御权，但县兵平时主要就负责城内的治安，县尉掌县兵及狱监等事，县尉朱勋乃是科举出身，哪里想过有朝一日要面对成千上万的虏兵？

朱勋这时候站城头听着箭簇“砰砰啪啪”射盾牌垛墙上，腿肚子都打颤，巴不得将守城之任推出去，哪里会不愿意听从景王赵湍的命令，将守御之事交给听上去就牛逼哄哄的人物主持？

交给整日就知道在城中吃喝玩乐的陈由贵负责，去抵抗那么多的虏兵，乔继恩、高惠鸿以及县尉等诸多官员，事关身家性命，还真不放心呢。

这事在城头便算确定下来了。

接下来的形势发展，与徐怀所判断的一样。

县尉司除了县尉乃是朝廷正而八经的命官外，此时出现在城墙之上的县兵都将、节级等武吏，都主要是地方举荐，即便有大姓子弟，在族中地位也不高；这点跟淮源，跟唐州相似。

景王赵湍他们没有仓皇避到城下，县兵武吏及士卒并没有不受控制的慌乱下去，很快稳住心思，将队型分散开，借用垛墙、木盾的遮挡，叫城下虏兵弓手便再难有收获。

看到城头无机可趁，三百多虏骑就停在三百步外的树林旁按兵不动，等虏骑主力沿伊洛河两岸往西南驰远后，他们也往西南方向徐徐驰去。

这时候日头才刚刚往西边斜去，景王赵湍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看向乔继恩

、陈由贵等人，问道：“是否可以将县兵、守陵军所有的武将、军吏，都召集过来，商议防务交接之事？”

防务以及诸多兵马指挥权的交接，并非简单一两句话就能交待清楚的，还涉及诸多可执行的细节。

最关键的一点，乃是将守陵军及县兵全体武将、军吏都召集起来，将这道命令传达下去；还要这诸多武将、军吏都听令行事，才有可能重新部署防务。

说实话，张辛对这点还是相当怀疑的。

大越立朝之初，对将臣防范极甚，禁军驻藩地方严格照更戍法执行。

当时禁军都驻在京畿，每隔两到三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到边州及有需要的地方进行驻守。营指挥、都指挥使及都虞侯一级的武将，与麾下所统御的士卒，也就两到三年更换一遍。

这造成严重的“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

之后陆续改为“将兵法”，也就是让一部分禁军较为固定的驻扎在地方，家属都可以随军，都指挥使、都虞侯一级的统兵将领相对保持稳定。

现在将朱由贵等人的统兵权解除了容易，将武将、军吏召集起来传达这一命令也容易，然而不要说直接指挥小队级别的人马了，守陵军共编有二十都甲卒，徐怀能如臂使指的叫二十名在今天之前都不认识的都将，都能很好的听他命令，率部英勇作战。

这可能吗？

带兵之事真要这么容易，当年朝中新旧两派就不用为变法之事连脑浆都快打出来了。

张辛原本想着，守军还继续由陈由贵等人统领，毕竟下面的军将、武吏只有陈由贵他们熟悉，由徐怀拟定具体的守城方略，指挥陈由贵等人去执行，而徐怀所部作为机动战力，防备哪条防线出问题可以及时补上，再等到蔡州援军赶来，巩县应该能勉强守住。

毕竟赤扈人南侵都是骑兵，张辛觉得城内守军只要能稳住阵脚，城池并非那么轻易就陷落的。

却是徐怀在景王赵湍面前，坚持要对巩县防务进行彻底的整顿。

县兵没有指挥使，县尉司编有都将五人分执四城治安、防御以及牢狱守卫，守陵军在陈由贵之下，则有正副营指挥使八人、都将二十人，而县兵及守陵军，节级、队目、旗头等中低层军吏更是高达二百人左右。

城楼到底不是台殿，塞不下太多人，诸多武吏召集过来，都在城楼下的石街上立定听候宣示。

在景王从乔继恩手里接过兵符，又转交给徐怀之际，张辛注意到城楼前的武将军吏脸上流露出迟疑、困惑、不屑、不满等等不一而足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