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均证实，受害人等待公交车的过程中，一直清醒，没有站立不稳的情况，几个被告在绑架受害人的过程中，受害人有过一分多钟的激烈反抗。后来是被视频中的被告金胜男捂嘴后才失去反抗能力，而后就被几个被告抬上的车。

三人这一证言，再次证实了目击证人的证言，证明几个被告是蓄意预谋、主观犯罪的事实。

但遗憾的是，法官询问该证据时，公诉人只能如实回答——该视频在案发两个星期后“丢失”。

林子苏对此一直都十分懊恼，这是她始料未及的，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也会怀疑它是否真的不存在了。

但她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办案民警调阅过，可是为什么如此关键的证据却会丢失，还是在公安的眼皮子底下丢失，令人十分不可置信。

林子苏也不能不怀疑有更大黑手的存在，大到可以在公安的地盘销毁证据，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

难道是第一个侵害茜茜的凶手——为了不被牵连才急于销毁证据？如果是这样，这个人恐怕就不只是凶手这么简单，也许还有更大的案子！

当然，这是袁深和王芬做的分析，但很可惜都是推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现下只能先将这四人绳之以法，再慢慢查那个凶手！这是王芬和袁深的推测。

袁深从知道这个“证据”，就做了大量走访和调查，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说服了交管处的这个王姓工作人员出庭作证。

正因监控视频的离奇消失，让袁深更加坚信这个案子有人为干预的痕迹，因而有了上面的推测。

公诉人也曾再三向警方询问求证，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均表示没见过那个监控视频。

起初公诉人极为反对在庭审时以人代物的方式进行举证，因为这会让辩护律师抓到破绽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但从证据链的完整性上来说，“监控视频”确实又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没有实物证据，但视频的目击证人也不是不可，因此公诉方最后还是同意了受害人家属的诉求。

果不出所料，王良金抓住这一证据的缺失，展开了疯狂的攻击。王良金坚定认为，这个所谓的监控视频，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丢失”，无人证实，很难说不是公诉方的凭空捏造，设置这样一个“假说”，只是为了“佐证”目击证人疑点重重的证言。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王良金还调出了中心医院的初诊报告，该报告上没有任何关于受害者中迷药的诊断记录。

于是，公诉人请出了专业检测机构的专家进行中迷药的专业解读，专家表示，初诊报告没有中迷药的诊断记录，但并不能排除受害人没中迷药，因为有的迷药药效只有几个小时。

受害者送到医院时，已经是十几个小时后了，如果受害人被用的迷药药效只有几个小时，那么就很难诊断到症状。

而且这么大面积的□□损害和撕裂，不要说才17岁的少女，就是一个成年男性也难以承受，如果没有迷药的麻醉作用，就算是喝醉酒，受害人也会因巨大的重伤而当场痛死过去，根本不可能有救的机会。

公诉人请出办案民警出庭作证并询问，民警表示，现场勘查时，曾对地面的车胎、足迹等进行勘验，确认有明显人脚印的挣扎痕迹。

王良金便问，可有勘察记录或证据。该民警回道，当时明确记录在案了，照片也做了编号入库，但是后来这条勘查记录和照片就没有了。

王良金阴笑了一声，揪住这个漏洞，便提出质疑：关键监控视频丢失，关键的现场勘查记录和照片丢失，所以你怀疑警方在徇私舞弊？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证据缺失疑点重重，公诉人怎么没搞清楚，就申请开庭审理了呢？难道公诉人和警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才急于结案？！

当即转头就向法官说道：“审判长，公诉人的证据、证言无法相互印证，且自相矛盾，不能作为待证事实！”

王良金的说法，立即遭到袁深的驳斥，认为能接触到这些关键证据的，不是只有警方，辩方也可以。四个被告当庭改口供，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有人跟他们通风报信，告诉了他们监控视频和警方现场勘验的记录和证据丢失吗？

四个被告羁押期间，任何人不能探视，只有辩护人可以和他们接触，那么，是谁在教唆、指使和通风报信，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辩护人的问题，也正是我想问的，辩护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这些关键证据到底是怎么丢的？

虽然明知道袁深的反驳违反法庭辩论规则，但还是把王良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是一道送命题，别辩护不成还把自己送进监狱。

这当口他也是反应相当敏捷，当即向法官表达强烈抗议，“审判长，我反对！我抗议！公诉方是在忘加指控，毫无根据！”

法官也立即出言警告，要求代理人注意言辞，发言必须基于切实的证据证言！袁深目的达到了，这个警告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中事理已有立判，无须再多赘言。

为了印证监控视频的真实存在，公诉人又分别对林美静、交管处工作人员和欧阳洋进行了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