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皇帝肆无忌惮的凌·辱这些只会玩弄嘴皮子的辩经家，毫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另一面却是朝廷果断抛弃了一切他们那贫弱的能力所不能负担的责任，蜷缩于区区几个大城市之中，真正开始了与乡绅贤达共天下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时代的罪孽，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辩经家们所创立的。权力厌恶真空，当朝廷的力量彻底从乡野中消退，宗族与豪强便接管了一切；随之而来的，便是宋代以后族权父权与夫权急剧的扩张，以及女性权益的迅速萎缩。乃至于沦为彻底的工具。秦、汉、唐时，地方的官吏还能主动介入家族的纠纷，以法律稍稍维护妇女的权益；而宋朝以后，朝廷则默认宗族拥有处置族人财产地位来自身家性命的权力，我们熟知的“吃绝户”、“欺寡妇”便堂而皇之，闪亮登场当然，仅仅默认还不够满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两朝，这种摧残、打压与折辱更是抵达了巅峰。士大夫们摆脱了对女性最后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将“节妇”、“烈女”定义为了儒学新的规章，开始公然的允许宗族表彰“节妇”、“烈女”；于是族中女人争相求死，而地方县志中的“节烈传”开始迅速增长，终于蔚为壮观，自成一脉。这是什么？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无力维持组织与动员，军事上衰竭得连祖宗疆域都无法维持；于是士大夫一转攻势，开始在女人的节烈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与泪水都因此变得甘美，而士大夫与宗族豪强们举杯痛饮，欢呼着这吞噬着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时代！是的，多么美好的时代！虽然士大夫们的行政能力已经溃烂到惨不忍睹，虽然范进与孔乙己们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无法料理。但只要思想肯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后一千年的光阴里，士大夫们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们无法负荷的权力抛弃于地，任由最堕落最肮脏的势力将权力拾起。至于孱弱的受害者是如何在豪强的权力下呻·吟？那已经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可以说，后世对于文人一切卑劣、无耻、谄媚的印象，尽数来自于后一千年这些德不配位的贵物们。或许单个来看，被科举所拣选的士人都是光鲜亮丽的，甚至个人道德上都未必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但不要忘记，作为秉持朝廷气数的臣工，总荷天下事物的官吏，不作为便是最大最不可容忍的恶——权力空白中无秩序的恐怖，几乎必然要超过权力扩张时的恐怖。然而悲哀的是，在低能中彼此厮混的士大夫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境地。科举的选拔是一个无可挣脱的恶性循环，被经义道德洗脑的儒学士人已经无力维持宏大的视角了，纵有一二个不世之才，也不过是万马齐喑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而已，整个士人群体已经是太无能，太堕落，太颓丧了，即使光辉如于少保张太岳乃至岳武穆，也不过是绝望而痛苦的挣扎而已——他们愈发辉煌，便衬托得整个时代时代愈发的昏暗而又悲惨。科举……已经无力自我革新了。到了这个地步，历史所能回应的，也唯有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呐喊了——那是一千年以来，所有被弃如敝屣的节妇、烈女、孤弱者们从血泪中发出的喊叫：科举必须死，因为华夏需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