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我又见到了杰森·陶德。

仅用不愉快来形容最后一次见面是很委婉的，和整个重逢一般烂的汽车旅馆里，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最好别再让我见着你”，他也很硬气，把外套往肩上一甩，砸上门步子很重地远去，整个房间都在他震天响的摩托车引擎声里颤抖，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种示威，用平生最大的声音隔着窗户对他喊“滚蛋（Go fuck yourself）”，同时把床头灯砸碎在墙上表明自己也不是善茬儿，百叶窗在他走了很久后还在晃荡个不停。

而倒回到他夺门而出之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很惨烈，是吧，但我们当时都年轻气盛，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呢。记忆美化了过往，他的死亡也彻底消磨掉了我的脾气。

毕竟，你要怎样和死人争论是非？尤其当你愧对他太多时。

葬礼上对杰森面容的匆匆一瞥，之后的这几年里我总喜欢自我虐待似的去想底下有多少施虐造成的伤，好像这样我就可以替他分担死前的疼痛。而现在，他现在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收拾一新。除了肢体有些不协调，他和我印象里的没什么两样，看上去就像跳上台时光机是直接从自己的葬礼过来的。

噢，葬礼，在我也迎来无尽的长眠之前，我到底要亲手安葬多少人？

我想着这到底是个恶劣的玩笑，还是我的大脑对这个过分劳累的周二做出了反抗、令我产生幻觉，或者是正在对付的哪个团伙掘出了我的过去、决定使些下三滥的手段打乱我的阵脚。我内心的一部分尖叫着想要相信他是死而复生了，可是上帝啊，他甚至不能同时眨眼*。

“杰森？”我轻声叫他，却也不确定该期待他有什么反应。

他发出含糊的咕噜声，举止依然迟钝，像台坏掉的、不断发出白噪音的机器，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完全是靠着一腔愤怒支撑着才站稳了脚跟。垂在身侧的手指在抽搐，我把它们缩进掌心握紧，也把自己一块块拼凑起来。

我亲眼看着他下葬，在埋葬他之前也埋葬了另一个人，我们的过往应当已经被彻底封存，我不会接受任何人把他变成这幅模样羞辱他，也不会容忍自己被这般嘲弄。更何况——约定就是约定，我准备好兑现了。

用藏在身后的餐刀划开他的喉咙之前，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那是一种类同当初听到我说出之后近十年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句话的困惑，我几乎以为他是真真切切回来了。但是刀刃挥过，没有伤口也没有血，他如同一团浓雾散去，我收不住劲儿和利器一同咣当落地，撑在冰冷的地砖上。许多往事和情绪如倾盆大雨浇在我身上，但我知道自己做出的选择没错。

只不过是又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

“韦恩的资金到账了吗？”说出这句话我便感觉胃袋一紧，结合昨晚的经历更觉又是一次背叛，这个姓氏夺走了我的男孩，但过去三年里我与它紧密相连。能稍作安慰的是，至少我在借此为他人求索正义。

我目前是这家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社会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负责人，它挂在韦恩企业名下，由布鲁斯·韦恩个人出资赞助。公益组织的性质意味着我们提供的薪金在市场上不具备吸引力，好在和大学的合作项目总能带来实习生，哪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留下来，至少保证了不会有人手短缺。

“校招和志愿者项目都发出去通知了吗？记得多加几张办公桌。”

全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整理一下手头的事，终于可以放心享受午间休息。

我和一个新转正的女孩一起吃午饭，鉴于我们的正式员工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我既为她的加入由衷高兴又出于朋友的身份为她感到担忧：哈维·丹特的事情发生后更没人愿意做为弱者辩护的律师了，这是有很充足的原因在其中的。

交谈中我得知她是家中独女，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没什么比得知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更值得庆幸了——或许是一腔热血驱使她选择这份工作，但有家里托底她总不至于为食物和住所犯愁。我尝过这滋味儿，它一点也不好受，体面活着这最基本的生存底线有时候也触不可及。我只是很欣慰她在富足的环境里长大但依然怀有同理心。

“我有事要坦白，因为伊尔德利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您是个身材高大的北欧女人。”她掩住嘴轻咳了一下，“您可能没注意到，但我还是要为最初见到您本人时的失态道歉。”

“只要你别用越南河粉这套来试探我，我们之间就没事。”我安抚她，开了个“只要看上去是亚裔就被自动认为是越南人”的玩笑，“我知道你也好奇我为什么会有‘邓恩’这姓氏，它是被生造出来的，为了让我听上去更‘白’，能让一些人不会轻易招惹我。”

大概是我把种族歧视这东西说得太直白，她错愕地睁大了眼睛，但接着兴致勃□□来，“也请告诉我‘伊尔德利’的由来吧，好奇心要折磨死我了。”

我本来还在笑着，听见这句话不由得迟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