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才会出现政公子苦恼的问题。”

“孟隗侃侃之言，均是落在总结。”

待到此时，秦王才慢吞吞开口：“却无解决之策。”

赵维桢苦笑几声。

“都说了臣确实没什么新意。”她半是自谦，半是嘀咕：“不过，王上且看。既是眼下冲突清晰，而商君之法，却是解决不了冲突，秦国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秦王顿时了然。

老人又是笑出声：所以她弯弯绕绕说了一大堆，就是为了一件事。

“孟隗的意思，可是又要变法？”秦王问。

“变是要变的，却不用伤筋动骨。”赵维桢说：“比起变法，臣更愿称之为修补。”

“从何修补？”

“何处不管用，便修补何处。”

赵维桢认真道：“以政以治，秦律的目的在于战而非和，要改。以人以产，打了几百年，列国百姓苦不堪言，得让他们吃饱肚子，因而生产制度，也得改。以思想学说，一统之后，以法治国仍然可用，但需要综合各方面考量，更是要改。”

秦王稷微微前倾身体，既像是感兴趣，又像是在威胁。

“孟隗说的，既有法家思想，亦有儒生学说。”老秦王道。

“……”

老实说，秦王摆出这般姿态，威慑力是真的很强。

他已经坐在王位上半个世纪了，放眼各国，没有一个国君比嬴稷更懂得如何做一个王。

纵然秦王不着冕旒，不着朝服，他亦不如头两次见面般坐在遥不可及的王位上，甚至因为年迈和病重，身形形销骨立。可当他摆出这般姿态，仍然让赵维桢感受到了压迫感。

拿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高中时作弊被校长亲自抓的那种感觉，再乘以十。

但赵维桢不怕，她也不能怕。

她缓缓吐出一口气，依旧是保持着笑意。

“孝公颁布《求贤令》时，可没指定是哪一家。”赵维桢笑着回应：“据说商君见孝公时，可是见了三次，二人才投缘。第一次商君讲史，第二次商君讲仁，第三次才拿出《法经》来，得以重用。”

战国末期的策士，基本都是如此。能得国君重用、能为投靠的国家做实事，就用哪家的方案。

赵维桢觉得倒是挺现实的。

“秦国向来注重实用，臣也这么觉得：有用就行，管他是哪家的？”她说。

“那孟隗觉得，既要修补，这次又该用哪家、如何修补？”秦王问。

“当然是——”

后面的话，赵维桢一个急刹车，没说出口。

要说办法，当然有了！

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世官制为察举制，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等等等等。

一系列方案，赵维桢都能拿得出来——想不出新法子，她照搬后世智慧还不行么。无法太过超前，两汉的生产力总是与当下最为接近的。

“当然是？”秦王问。

赵维桢选择闭口不言。

话都到嘴边了，又噎了回去，放眼天下，也没个臣子敢在秦王面前这般做。

秦王稷不仅不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孟隗有策，却要藏着掖着，可是觉得秦国不配？”

“王上，臣不是不说。”赵维桢回答：“是不能用。”

其实是赵维桢不敢。

眼下中原还没统一呢，这其中的每个方案，都动摇了秦国强大的根本。

除非她疯了，不然谁会全部叨叨出来啊！

赵维桢在心底疯狂腹诽：再怎么敢讲敢说希望小嬴政照盘全收并且改善发扬，那也得有命在吧。

秦王：“哦？不能用之策，怎能称之为有策？”

赵维桢：“当下不能用，不代表未来不能用。”

虽然到了战国末年，各国改革，基本上都逐渐抛弃了奴隶制。

但在小嬴政确立封建专（）制制度之前，这些就是没用。所以赵维桢觉得，自己也不算说了假话。

“而且，臣也不知道怎么用。”赵维桢又说。

这也是实话。

未来的秦始皇，该做的都做了，却因走得太快，反而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可又该如何正确地走慢一些？

后世汉景帝削藩，引起割据势力反抗，来了个“清君侧”。那放秦国，谁又能当秦国的晁错？

历来变革，都面临着风险。

赵维桢也不知道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她言语真诚，秦王也能看得出来赵维桢并非刻意藏着，她说的都是实话。

只是身为国君，听到臣子这么说，还是有些遗憾。

“寡人还以为，孟隗能如商君一般，拿出一套完整的法子来呢。”秦王摇了摇头。

这次赵维桢是真的流下冷汗：“……王上也太抬举孟隗了！”

不过，这么一说，她也暗地松了口气。

谁能商鞅比啊？秦王也明白很难再出一个商鞅，如此说，也仅是表达国君的期盼而已。

“都说了孟隗没什么新东西。”

赵维桢嘀咕：“非得要臣说。下次孟隗就叫掌柜看好门前人往，王上再来，我就躲出去。”

说到这里，便又是恢复到日常玩笑般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