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站在窗前, 面无表情地俯视这那些挤在威斯敏斯特宫街道前的人群。

有群情激奋的平民，有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有穿着脏兮兮制服的工人，还有凑热闹的孩子，当然, 还有不少蹲伏在路边，等待着塞西尔·罗德斯前来的记者。

几声轻缓的脚步声传来, 接着停在他身侧。阿尔伯特探头瞥了一眼窗外，发出了一声冷笑。“有不少都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支持者，你发现这一点了吗？”

“我发现了。”温斯顿藏在口袋里的手捏紧了, 随即又松开。

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塞西尔·罗德斯的支持者是人群中最为激动，最为面红耳赤的一群人，很好辨认。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举着抗议的牌子，挥舞着手上的衣服, 坚持宣称塞西尔·罗德斯是无辜的, 要求政府给予他公正的待遇——譬如将他的案件交由法院审理，而不是上议院刑事法庭。

对于塞西尔·罗德斯应该以何种方式审判, 政府也为此讨论了好几天。有些人认为他出身平凡，理应就该像平民般接受审判。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如今已经身居要职，手中的权力，财力，人脉, 都远非一般平民可比，也远非一般平民可理解的程度。即便就以他南非殖民地总理的身份，这个案件也不该以平民的刑事案件论处。

最终，女王陛下决定了将这个案件交给上议院刑事法庭——或许就是看中了贵族审判中居高不下的死刑率，温斯顿猜想。

与普通的刑事法庭不同，犯人一旦在上议院刑事法庭定罪，则不得上诉，不得请求赦免，立刻执行死刑。从都铎王朝开始，上议院刑事法庭所受理的34场贵族审判中，有31场都判处了死刑。

在《南非公约》签订以前，女王陛下就曾将自己与扮成乔治·丘吉尔的康斯薇露召入了宫殿中，好询问他们在南非的经历。

“我想知道那片土地的真实模样。”那时候，女王陛下这么告诉着他们。“我想知道我的那些官员不会告诉我的真相。”

于是，他们一五一十地，从阿尔伯特亲王号停靠在开普敦开始，将他们在南非的所有见闻都向女王陛下娓娓道来。他们略去了与埃尔文·布莱克及夏绿蒂有关的部分，略去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略去了这个过程中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但那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它囊括了塞西尔·罗德斯残忍的所作所为，囊括了不幸逝去的生命，囊括了大无畏的勇气，囊括了流离失所的奔波，还有所有因为人为而带来的苦难。

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将它写成一本书，温斯顿想着。

那一次的会见直接推动了《南非公约》的最终签署，与这一次塞西尔·罗德斯的审判决定恐怕也是脱不开干系的。

如今，塞西尔·罗德斯的案件已经开庭审理了七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转交给上诉法庭。这种呼吁已是徒劳，但支持者们仍然乐此不疲。近来报纸上也多了些不同的声音，探讨将塞西尔·罗德斯交给上议院刑事法庭是否公平，未必不是支持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他们成功煽动起了不少人，”站在不远处的康斯薇露开口了，她今天是以乔治·丘吉尔的身份到来的，这会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庭审记录。她根本没走到窗前，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外边的情形，“比起开庭的第一天，抗议的人数多了不少。”

“就算是比起昨天，也多了许多。”温斯顿阴沉地补充了一句。

这是因为塞西尔·罗德斯昨晚在报纸上放出的声明，他很清楚这一点。

——是时候说出真相！温斯顿·丘吉尔与乔治·丘吉尔撒下了弥天大谎，他们实际上从未被关入监狱之中！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伦敦标准晚报》上。作者是一个声称“不能让真相被不实的哗众取宠与贪荣慕利所掩盖”的记者。在报道的开头，他就公然表示自己很有可能因为撰写这些文字而遭遇“不幸的意外”，因为“某些家族如今正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摄取着名声与权力，他们通过来自异国的庞大财富，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向来以自由先锋著称的报纸媒体，也不乏他们的人马。他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戳穿他们所营造出的英雄传奇。”

这并不是塞西尔·罗德斯第一次运用报媒的影响力为自己造势了。温斯顿敢肯定，这个老奸巨猾的殖民地总理在收到女王陛下下达的命令的瞬间开始，就已经开始计划要如何从法律制裁中逃脱。他在临走前烧掉了所有可能成为罪证的关键资料，使得前去调查的官员在他的家中一无所获，就是一个例子。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急于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从温斯顿等人回国到《南非公约》签署这段时间里，塞西尔·罗德斯一直保持着异样的安静，不露面，不接受采访，不发表任何言论。任由国内外的报纸夸张地渲染着他的罪行，任由抗议者在他的房子外没日没夜地喧闹——那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内心有愧的表现，如今却被支持者解读为“无辜者的坚持”。

直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激愤的浪潮逐渐平静下去，抗议者所剩无几，人们对反复咀嚼旧闻的故事也开始丧失兴趣的时候，塞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