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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

当共治十七年云南的湿润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场大雨，似乎笼罩了整个大顺帝国的南疆。昆明府城周围，也是一片雨声淅沥。

昆明城北，距离五华山不远的晋王谷内，一处占地不大，而且非常朴素的府邸之内，刚刚回到自己在昆明府的府邸的李定国披着一件白色的布衣，目光悠远，望着眼前一杯滚烫的普洱茶的烟气升腾变幻。

窗外传来的是雨水敲打屋檐的声响，声声凌乱，让人心烦。

这位大顺议政八王之一的晋王爷是今天中午才到昆明城外的，没有马上去五华山给李过的棺椁磕头并且参拜新主，而是借口旅途劳顿去了自家在昆明城外的府邸。这个时候，他得先和三个异姓兄弟见面，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和出路问题可别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最后只是一场空！

李定国耳边响起了孙可望有点沙哑的声音：“老四，明天见了新主，不要提什么物价腾贵，现在没有人想听的这个话了因为能在朝堂上站着的，家家都有诺大的庄子，自家的米面猪羊都吃不完，哪儿用得着从外面买？至于他们身穿的锦衣华服，都是用上等的蜀锦所制，贵一点有何妨？”

李定国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愕然抬头，看着来访的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王。

这三位议政王现在都上了年纪，其中老大孙可望还染了风寒，嗓子有点哑。不过他说的话还是很在理的！

昆明乃至整个大顺国境内的物价上涨对于大顺朝堂上的人们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大顺国内的通胀是金银过剩引发的，而金银终究是有限的，能过剩到哪里？所以通胀也不会失控。

恶性通胀没有赢家，但有限的通胀是存在赢家的，比如大顺的议政八王就是赢家！

大顺是有均田，但并不等于大顺没有大的土地所有者！

大顺是封建国家啊，怎么可能完全平均？即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府兵地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最普通的府兵户拥有的土地也就是“四十石”——差不多就是三四十亩水田或百亩旱田。而居于顶层的太子、太孙和八王所拥有的土地，则多达八万石！而且这还是规定之内可以占有的田土数目，实际上的占田只多不少。

而拥有大片土地的王侯将相们，实际上是米、面、猪、羊、油、茶、土布等必须商品的供应者而不是消费者。

而且大顺的“和买制”对他们是无效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们低价卖出手头的物资，所以物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收益！

另外，这群王侯将相也从“印度收入”中分到了大量的金银，口袋里面都塞满了印度白银和印度黄金，谁还会反对南下？

“三位哥哥，你们都赞成南进了？”李定国发问的时候，目光却盯着唐王刘文秀。

在张献忠的四大义子中，孙可望有相材，艾能奇有将材，李定国有帅材，而最善于谋划大局的军师则是刘文秀。

所以在大顺的八王议政体制中，孙可望和牛金星、顾君恩搭了班子，是大顺国实际上的宰相。艾能奇则长期驻守成都，担任各方应援使，同时还负责震慑乌斯藏。刘文秀则和宋献策一起主持大顺的军师府，居中策划。

刘文秀轻轻摇头，道：“南进是一定的，太子（李继成）在天竺发了横财，自是人人眼热，所以南进是大势，阻挡不住的。”

“上一回天竺人不曾防备，这才让太子得逞，下回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机会？”李定国还是不死心，想要说服刘文秀。

刘文秀道：“天竺海岸绵长，本就难以设防，而且国中群雄并列，互相征伐，大有可乘之机。以太子之善战，以长征府兵之精锐，大有可乘之机！”

“朱家皇帝已经移驻武汉，号称御驾亲征，眼看就要大举来犯，此时南进一定会动摇人心南进是发财，北守是拼命！”

李定国又提出一个理由，而且还说了大实话。

北上其实是不存在的，他在陕西作战的目的是北守——守住秦岭大山，挡住想要南下的大明军队。

刘文秀反问：“如果全力北守，就一定能守住吗？”

“这”李定国迟疑了。

他是陕西前线的主帅，当然知道战事非常艰难！

抛开大顺军的战斗力弱于明军不提，后勤的困难也越来越大，所以前线将士的供应非常紧张，而且在陕西服役的府兵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朝廷发给的银钱和自家土地的收益，已经不足以覆盖兵役和越来越大的家庭支出。

孙可望叹了口气，道：“额们大顺的府兵制是不能长期持久的，现在的60万府兵户已经快把川人吃干抹净了，却依旧吃不大饱而这60万户还得繁衍生息，将来可怎么办？不让丁余入伍吗？丁余吃谁的？而要继续扩充府兵，田又在哪里？”

府兵制乍一看是非常理想的军制，以田养士，寓兵于民。但是真的用起来，就会发现存在硬伤。

这个硬伤就是必须不断获取不需要大量投入就可以产生收益的土地——想要将西北、蒙古、南洋那些没有开垦的生地交给以打仗为本的府兵去开拓，其实只是美好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