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耳提面命，倒不如将宰相之权还于阁臣。”　　启明赶忙蹭了蹭朱由校的大腿，出声提醒道，「宿主，你可千万别被冯铨给迷惑了，冯铨特意搬出张居正是为引发你的愧疚感。」　　「他这么说，本质是倒打一耙，你斥责内阁偏帮外廷是合情合理的，冯铨一向奴颜媚骨，他故意激怒你，就是为了堂而皇之地说出‘还权内阁’的请求。」　　「宿主你好好搜索一下原主的记忆，看看明熹宗是花了多大力气才彻底完成集权，将朝堂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唯他马首是瞻的。」　　「崇祯皇帝之所以会‘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是因为他没有系统辅助，而宿主你是有达成系统任务的终极目标的。」　　「咱们的目标是‘民主’，是真正地还政与民，现在咱们还在集中力量对付满清的第一阶段，你可不能就这么放权了。」　　「再退一步讲，即使宿主你想放权，放权给张居正这样的能相，尚且有可商榷之处，但若是放权给冯铨这样的佞臣汉奸，那你可真是昏了头了。」　　朱由校扬唇一笑，用尺头的末端戳了戳冯铨脸上的肿痕，“冯卿如何不能得君？如今内阁拟票，又并非首辅独秉。”　　“天启四年会推晋抚时，魏广微便已献‘分票’之策，冯卿若愿以赤诚之心得君，即使外廷有所异议，冯卿也大可以坚持己见嘛。”　　天启年间的“内阁分票制”，是相对于从正统朝至万历朝的“首辅秉笔制”而言的。　　终明一朝，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中还是完全受到皇权的牵制的，一旦票拟内容不符合皇帝的意思，就会被“留中”和“改票”。　　所谓“留中”，就是奏章不下发，不做处理，所谓“改票”，就是对票拟内容加以删改或径直另做内批，发出“中旨”。　　在首辅秉笔制下，内阁辅臣在名义上同进共退，无论是“票拟”还是“联名公揭”，都由首辅执笔，代表了内阁内部的一致意见。　　凭此制度，内阁往往能够一定程度上对皇帝施加政治压力，并防止宦官借批红之权专擅朝政。　　毕竟天子碍于声誉，即使拥有改票的权力，在某些事情上，也不愿明发圣旨，给自己留下专断刚愎的恶名。　　因此在天启朝之前，如果阁臣与皇帝的意志相冲突，但凡内阁形成了统一意见，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譬如明神宗就宁愿消极“留中”，也不愿直接“改票”。　　这一现象在天启初年的东林内阁中尤为突出，当时叶向高面对暗流涌动的政局，早有退隐之心，而次辅韩爌、三辅朱国祯却极力挽留，合力拥戴叶向高主持大局。　　叶向高每次闭门请辞，都被代行秉笔之权的次辅韩爌驳回，为的就是不让内阁秉笔权落入非东林党人之手。　　然而，阁臣之间太过团结，便易使君主产生威胁感，进而疏离内阁。　　明熹宗即位后，便利用与东林党反目成仇的魏广微来分割内阁的票拟之权。　　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后与魏忠贤联宗，因自称“宗弟”，时人称之为“外魏公”。　　其父魏见泉，与东林党人赵南星是为好友，而赵南星因恶魏广微结交魏忠贤，总是羞辱于他，魏广微曾多次以子侄礼拜见赵南星，赵南星非但闭门不纳，还对人说“见泉无子”。　　天启四年，明熹宗亲享太庙，魏广微因迟到，被东林党人弹劾为“失误大典”，而与东林党彻底决裂。　　同年十一月，山西巡抚缺员，明熹宗传谕内阁，要求外廷会推晋抚。　　时为吏部尚书的赵南星，与同为东林党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主张会推谢应祥为山西巡抚，结果引来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祥昏耄，并质疑赵南星与魏大中徇私舞弊。　　明熹宗随即降旨，申饬吏部和都察院含糊偏比，魏大中把持会推，事态逐渐发酵后，赵南星与高攀龙等人相继上疏请辞。　　按照惯例，内阁应代皇帝拟旨慰留，然而明熹宗却直接出中旨将赵南星等人逐回原籍。　　首辅韩爌以为明熹宗此举大骇听闻，于是率众辅臣揭请留三臣。　　就在这时，魏广微与司礼监正式结盟，向内廷献出了让内阁“分票”的建议，让首辅以下的其他辅臣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秉笔票拟之权。　　其时叶向高辞任不久，韩爌为首辅，次辅以下有朱国桢、顾秉谦、魏广微、朱延禧等人，分居首次的韩爌和朱国祯，其立场都偏向东林。　　先前未分票时，韩爌抗旨揭救赵南星等人，全体辅臣包括魏广微、朱延禧，都不得不在此公揭上联名。　　魏广微附和韩爌揭救东林党人本就不是出自本心，只因在首辅秉笔制下有联名公揭的惯例在，不便公然拒绝而已。　　而当明熹宗采用了魏广微的“分票”建议，降旨令内阁分票之后，局面顿时一变。　　韩爌被谕旨责备票拟不当，杜门请辞，次辅朱国祯按例代行首辅之权。　　而朱国祯既无法独掌秉笔权，又不得皇帝支持，只能眼睁睁地见得内阁票拟大权落入阉党之手。　　借助于分票制，魏广微突破了资序的限制，越次获得了原本由首辅垄断的票拟权，并与司礼监的批红权互相配合，从而达到了出令无阻，大肆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天启四年之后，朝廷上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再通过“在内阁之中夺取多数席位”的方法来制约皇权。　　当皇帝的意志与首辅产生冲突时，可以直接转向其他阁臣寻求支持，而阁臣只要取得皇帝或者司礼监的支持，不必位居首辅就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