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取大唐之土地与和平。”　　“倘或朕真能效仿唐肃宗故事，默许关宁军在打了胜仗之后，在山海关内外肆意劫掠，不用朝廷拨发军饷，那朕自是能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再不派内臣去辽东，也再不必听冯卿啰嗦这一二三四五了。”　　冯铨张了张口，刚想申辩几句，就见皇帝话锋一转，反客为主道，“只是朕能袖手，冯卿能袖手乎？外廷诸卿亦能袖手乎？”　　“朕安居于深宫之中，除非北京失守，否则外头再如何兵荒马乱，朕总能不动如山，可冯卿能像朕一般视而不见吗？外廷诸卿能像朕一般置若罔闻吗？”　　“易地而处，倘或朕今日便下旨辽东撤回内臣，从此再不给关宁军发放军饷，并告诉袁崇焕，只要他能平辽，朕允许他带兵去冯卿的家乡肆意劫掠，以充军资，不知此时在冯卿眼中，那袁崇焕又可否与郭子仪相提并论呐？”　　冯铨急急出声，“皇上！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若是如此作为，必致官逼民反啊！”　　朱由校冷冷一笑，知道冯铨已是再无力辩驳。　　历史上的冯铨之所以会在己巳之变中捐财抗清，在多尔衮入关后又迅速入仕清廷，与他爱不爱这个大明朝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决定他抗清与否的直接动机，还是他的财产，他在他老家顺天涿州置下的那些豪宅肥田。　　对于冯铨这种以土地为主要资产的封建士大夫而言，谁能保护他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他就效忠于谁。　　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封建士大夫爱国爱大明的前提，是国家和大明也必须矢志不渝地爱着他们。　　所以朱由校打蛇打七寸，他压根不去回应冯铨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是直接模拟摆烂。　　你不是用唐肃宗和郭子仪的例子来说明朕派内臣去辽东是瞎指挥，容易造成猜忌边臣之象吗？　　那朕干脆就虚拟摆烂一次给你瞧瞧，待你老家的那些财产成了官军的囊中物，看你还能在这儿红口白牙地嫌朕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　　朱由校见得冯铨此时的脸色红一阵又白一阵，心中愈发志得意满。　　他知道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但这主意要馊也先馊的是那些外臣，馊不到他这个皇帝头上来，用来堵嘴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主意要拿到廷议上去论列，头一个遭谴的就是引出此事的冯铨。　　不会有哪个大臣当真会赞成皇帝纵容官军入关抢劫的，就算有谁能不念桑梓之情，但总也要顾忌同乡同年。　　大明官场上下的交际网络如此错综复杂，谁要是敢带头把家乡都给出卖了，则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当年张居正因“夺情”被劾时，最令他伤心气愤的就是连他的湖广同乡都跟着上疏弹劾他。　　即使张居正能动用廷仗严惩反对者，但事后仍有余恨，甚至悻悻然地对人言道，“昔日严嵩倒台，都没有受到同乡的攻讦，我今日竟还比不上严嵩！”　　因此朱由校也懒怠跟冯铨在民生百姓上绕弯子，他心知冯铨护乡心切，直接便反问道，“官逼民反？冯卿知道怎样才会官逼民反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胡乱挥霍百姓上缴的税收，做不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才叫真正的官逼民反。”　　“你等不必猜测朕是否有疑于辽东诸臣，朕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朕就是疑心辽东诸臣，这话朕不怕你们往外头传去，就算开了廷议，朕也还是这么句话。”　　“上回宁远之战后，朕分发赏银时，让辽东诸臣清查关宁军人数，结果洪如钟、高第与袁崇焕三个人上报上来三个数，把朕当三岁小儿糊弄，冯卿那会儿怎么不出来替朕仗义执言呐？”　　“昔年郭子仪能做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那是连自家宅邸都四门洞开，任人出入而不问的，郭子仪要是敢这么糊弄唐肃宗，怕是早就被构以不臣了罢。”　　“所以朕派内臣去辽东，到底是还是为了袁崇焕好，要是单靠巡关御史就能查清兵饷数目、功罪情状，朕倒是乐得不闻不问。”　　“历来史家都以为唐肃宗多疑善变，可那些写史书的文人怎么就不想想，唐肃宗为了给唐军筹集军饷，是何等的呕心沥血！”　　“据说唐肃宗为太子时，便事父谨慎，十分俭省，连割羊腿时手上沾了油渍，都要拿面饼揩净后，再将沾了羊油的饼子吃个干净，他眼见千辛万苦筹集来的军饷大笔大笔地花出去了，难道连问都不能问上一声？”　　“冯卿方才一口气问了朕这么多问题，那么朕也问冯卿一个问题——关宁军究竟有多少人？冯卿能答得出来朕这一问么？还是冯卿只知‘奴兵前称十八万，人人皆强，山海兵五六万，人人称弱’？”　　“朕遣内臣出镇，无非是法成祖以来曾有之旧制，倘或今日朕仅因外廷群小之言，便更改成命，岂非白白坏我恢复封疆之大计？”　　朱由校的这一番话下来，直说得冯铨脸色发白，仿佛狐狸精被镇妖道士当头打了一棒，内里已然魂飞魄散了，只余外头还强撑着人形。　　少顷，倒是顾秉谦径自开了口，替冯铨打了个圆场，“皇上，臣忆先帝临终嘱臣等辅皇上为尧舜之臣，值此大利大害，臣等若惧祸缄默，噤若寒蝉，则生何以事皇上，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皇上讶边臣无实，而立命中使镇守稽军实而瞩虏情，以便于入告，明谕并无掣肘，固知圣衷之万非获已也，然威令出于朝廷而耳目寄于中贵，畏讥弹者将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