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四周都如此劝说的情况下，高祖很快转换了心意。传令让太子李建成跟着回京，并以兄弟不睦为名流放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幕僚杜淹。

而另一头，秦王率兵出征，大军还没到，杨文干的叛军就已经溃乱了。七月初五那日，杨文干//死在了部下的手里。

于是，秦王便让人快马将杨文干的头颅送回长安，自己带着大军紧随其后地班师回朝。

就当大家以为这一切就会这样过去了的时候，八月突厥又来进犯原州、忻州、并州等地。

这次的突厥大军可并不是原本的小打小闹式的小部来扰，据说是大军来袭，因此震动关中，整个京都长安都戒严了起来。

奈何，恰逢关中这个时候下了许久的大雨，粮草运输多被阻绝，士卒又因先前平叛的奔波而疲惫不堪。就连兵器军械，也因此前的胜利过于轻易导致军队松懈下来，因此未能好好养护而变得顿弊。

因此，朝廷及城中都担忧得不行。

正当长安所有人都惶恐不安的时候，有人对高祖进言道：

“突厥之所以进攻关中地区，是因为财富和人口都集中在长安，如果将长安焚毁而不再作为京都的话，突厥的进攻自会停止。”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以及高祖的宠臣如已经官拜尚书左仆射的裴寂等人，都对这一决定赞成不已。

如此昏庸的话，高祖居然也深以为然，急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樊、邓一带寻找可以建都的地方，欲将都城迁徙走。

出身南梁皇族且官拜尚书右仆射的萧瑀，与阿耶等高祖近臣，虽然不赞成，但也不敢进谏。

只有才回到长安的秦王不同意迁都，并且极力劝谏。

“因戎狄而起的边患，自古就有。陛下以圣明与武德从而龙兴，光宅中夏而精兵百万，历来所向无敌。如今仅仅因为胡寇扰边，便要迁都以避之，岂不是让世人笑话吗？

汉武帝时候，霍去病仅仅是汉朝廷的年轻小将，尚且有破灭匈奴的远大志向；如今臣愧为李唐的藩王，就更应该为大唐守土御疆！臣愿意立下数年之约，请为大唐拿下颉利可汗的头颅。如果臣无法做到，再商议迁都的事情也不迟！”

在秦王的劝说下，高祖打消了迁都的想法。长安上下也不再整理家私以备逃难，更不用重蹈昔年晋朝的公卿权贵们衣冠南渡的丑事。

阿娘说，她当时很松了口气。

“你当时马上就要出生了，而且大雨不断，一旦奔波起来我们母女还能否留得一命尚且说不定呢。多亏有陛下在，若无他的挺身而出，依照上皇当时对于突厥等戎狄的绥靖之策，长安恐会再次消散在战火中。”

但太子李建成与后宫的妃嫔却又诋毁起秦王来：

“突厥虽屡次患边，却只要得到好处就会退兵。如今将大军交给秦王，秦王他对外说的是为了替陛下御寇，对内心里难说不是打着拢握大军好篡取权力的主意！”

可此时朝中的猛将除秦王一派外，都在各地征伐叛军与贼寇，一时间又找不出其他可以出征御敌的人选来。

于是，高祖便让齐王李元吉与秦王一同领军出兵。这两人虽然是同母的兄弟，但早已经是生死仇敌了，有齐王在侧，长安皇城里的诸人也不必再害怕秦王借机笼络兵权了。

然而唐军才离长安两百多里路，才出京畿就与突厥两可汗率领的万名精骑在豳州南面的五陇阪相遇。唐军自长安方向由东南向西北的豳州而来，豳州高而京畿低，一旦失守突厥大军便可直下京畿。然而京畿并无雄关可守，一旦突厥来犯，便可直叩京都。

面对如此危机，全军上下都有些惶恐而紧张。

见状，秦王当机立断，对齐王说道：

“如今胡虏的精骑占据了地势，又因连雨我们失去了天时，再不可因为胆怯而失去人和了！五陇阪地处山陵间，胡骑本领不能完全施展，故而当与突厥勇猛一战。汝，可能与我一同去？”

据说李元吉听完面色惊恐起来，颇有些心虚地推拒了。

“如今虏寇的形势如此，怎么可以轻易出兵呢？万一失利，岂不是悔之不及！”

秦王嗤笑，长安皇城里的人既舍不得权势，又拿不起兵戈，徒占着高位，唯同室相残得心应手得很。

“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罢。”

这次来犯的突厥由两支队伍组成，分别为大小突厥可汗所率领的一万多名骑兵和马邑苑君璋所率领的六千兵力。其中苑君璋的部下都是中原人士，武德六年曾意图主动投诚大唐，恰遇突厥颉利可汗派人来招降他，因见突厥骑兵的勇猛所以打起了借突厥人的势的主意，颇有些待价而沽的味道。

于是秦王派人暗中联系苑君璋部，动之以情。

“我等皆为华夏之人，都出自中原，莫要为了胡虏而同室相残才是。”

安抚住苑君璋部后，秦王乃率百名精骑驰至颉利可汗阵前，厉声指责颉利背盟负约，并且信心满满地挑衅道：

“我是大唐的秦王，可汗若是能斗，可敢独出与我斗之？就算不敢，以众来，我只以此百骑便也能相当！”

颉利一时不明白秦王的用意，生怕中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