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落后地区的地税任务很重，这是谁都知道的，因为没工业，商业也发达不起来，国税的税源不多，分给地方的25%增值税部分也就更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地税和农税，而农税是固定的，增长幅度很小，要满足不断膨胀的公务员开支和政府财政支出只有靠地税增长，扬澜湖地区的县、市基本都一样，每年的地税收入增长，不是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增长而增长，而是按省、市、县级领导的需求意识来增长，首先是保底任务，然后是目标任务，最后还有个争取数，这些是政治任务，必须要完成，与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政绩挂钩，收入任务是一票否决。

就拿水若山负责的呜山乡来说，国、地税分家前的税收任务才6万5，分家后，国税要5万，地税竟然要30万，其中18万是生猪屠宰税的专项任务，征收对象不是杀一头猪缴多少税款，而是老百姓的人头。全乡农村人口1万5千人，每人要负责一头猪的屠宰税12元，18万就是这样算出来的，挨家挨户去收，没钱交的搬东西。

剩下的12万元地税收入，按个体户多少平均摊派下去，管你每月的营业额是多少，够不够纳税起征点，是不是特困户、残疾人等减免税对象，烧砖瓦窑的、弹棉花的、开拖拉机小三轮的、锯板机米打石头的，总之管你是工业商业手工业，一律要交税，按税收任务核定征收，交不出钱就收你的货走，然后折半拍卖，卖得的现金直接开票。

那时候地税成立了税务警察，只要有纳税人抗税不缴的，管你是什么理由，一律先由乡派出所拘留几天，抗税是犯罪呀，税法上写着的，乡下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权利，穿着警察和税务制服的人进了门，光是他们头顶大盖帽上威严的国徽就让他们胆战心惊，再拿出警棍或手铐来唬几句，那还不得东凑西借，甚至下跪求人借钱，把税给缴了。

当然凡事都有个例外，也有一些人是吓不着的，就是那些懂得跑路的人，比如包工头，县乡政府或部门有靠山和面子的人是你家的亲戚。

在地税的半年多时间里，水若山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常常梦见自己接过老百姓战战兢兢交过来的钱，他开具完通用完税证加盖通红的税务印章后，那些红印渗透开来，渐渐地化成血水，一滴一滴的从□□上滴落下来，点点滴滴在地上汇聚成一滩血水，把他包围，窒息着他，他负罪般地从恶梦中惊逃出来。

往往这时，他都会打开房门，出去仰望苍天，而他的心因此刺痛。几年前从学校毕业时，当他第一次开具□□收到第一笔税款时的那种为共和国积聚财源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已荡然无存。他多次想离开这，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他不热爱税收，而是他再也不想收政治任务的税收。

那时他还只是想离开，真正使得他下定决心抛弃他所热爱的税收事业，却是九五年发生的两件事。

九五年初省地税局还在组建之中，急需税收专业人才。水若山根据近十年来的税收工作实践，写了一本税收征管和稽查方面的专业论文集，并把它寄给了省地税局税政处。税政处和征管处的专家看了这些论文后，迅速在其他处室传阅，对他的税务操作实践总结给予了很高评价，并确认这些材料如果系统地编成一本书，对刚刚成立不久的地税来说，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有省领导说写这个材料的人一定有丰富的税收实战经验，是个可造之材，应该考虑调到省稽查局。

当时提名调到省局的全省共6人，水若山是其中之一。为了这个提名，水若山还找了三中同班同桌的班长董同学出面推荐。

董同学那时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秘书，与新华书店的曹志坚都是同一个班的，据说曹志坚从县委宣传部一般干部升到新华书店任一把手，班长董同学是帮过忙的，只不过曹志坚出事，董同学没有插手过问。此后董同学当处长、副厅长，直至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对口省审计厅党组，也很少与水若山和曹志坚他们来往，最多是逢时过节通过手机礼节性的问候祝福，不再见面。水若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用上这个非常好的资源。可能同学之间彼此的想法都差不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受牵连。不给同学添麻烦，在机关越混越差也不好意思去找同学帮忙，至少水若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后话。

省地税局将这一决定告知市地税，要求对水若山进行人事考察，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立即办理调动手续。市地税局分管人事的沈副局长正好是湖阳县人，与董同学还是一个乡的，到了湖阳县，先向县局了解水若山这个人。

沈副局长在成立地税局前是市财政局的预算科长，与湖阳县财政局的邱局长很熟。县局得知这位市局领导的来意后，却在人事考察表上推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县财政邱局长关系相当不错的地税中层干部。

沈副局长有些不解，问怎么换了一个人？应局长解释说，水若山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了一胎，正准备对其进行处理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个年代政策执行很严，国家干部违反了罪加一等，要被开除处理。

市局领导当然不敢隐瞒，依照下面的意思，换了他们推荐的人，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向省局推荐人才，也是市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