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新元乡胡乡长辞去了其乡长的职务，此后不到两个月，胡乡长因为心情郁闷，经常醉酒，遭意外而死。而胡乡长的辞职、到死去，可能与水若山间接有关。

那是零一年十月，全县对所有乡镇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因为局里人手不够，工作任务重，时间要求紧，水若山被临时抽调带一个组到新元乡审计。

审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审计组吃住在乡里，临近外勤审计结束的那个傍晚，水若山与胡乡长一起在湖边散步。水若山说，“审计结果并不理想。”

胡乡长说，我也知道，“但很多东西并不是下面的人所能控制的。”

于是水若山很认真地倾听这位乡长的往湖里倒的苦水。

我是本乡土生土长的，工作了二十年，干了三年的副乡长，当了六年整整两届的乡长，在同一个地方呆这么长时间，这在其他人身上是不多见的。没有当正职以前还不知道正职的艰难，当了正职才知道。这六年来我仿佛就是活在两个字中——任务。

首先是财政税收任务。九四年国、地税分家以后，税收任务就一直压在各乡镇领导的肩头上，收税似乎成了我们乡镇的事，跟地方税务所好像毫无关系，他们只需要两倍、三倍于我们的工资，但税收由乡政府包干，钱由乡政府去收，他们只是负责开□□。

上面也只是想当然，税收任务每年都固定地按比例增长，从来就不考虑地方的实际税源，有移民建镇任务的乡镇都是按移民补助资金扣缴税收的。但这只缓解部分税源的问题，大部分的税收缺口是向老百姓摊派征收的。

屠宰税是按人头摊派的，外出打工人员的打工税是按人头摊派的，每年年关时，没有完成摊派任务的村，都是乡里组织力量到各村催收，没有钱的，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搬人家的东西，有捣蛋的，还有乡派出所的人把捣蛋的人抓来关禁闭。

唉，年年如此，老百姓都骂呀，什么土匪、比兵痞子还要痞呀，你可能也听说过，前几年一个乡还因此闹出人命来。年复一年，面对我贫困的子民，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两年的税收任务更重、更紧张了，老百姓的觉悟也提高了，要想按比例提高摊派的基数，简直不太可能，那就只好去外面找。真正的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招商引税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

招商引税，说得好听点是花钱去买税，正像你们审计组这次审查出来的，各乡都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将外地的税收引到本地来。

引税是有代价的，建筑业和运输业的综合税率都是6个百分点，我们就只有跟纳税人商量，我们负责开具税务结算发票，纳税人只须交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也就是只交一半，另一半即带征的所得税由乡里面用经费垫付。

同时，乡里还有奖励负责引税来的朋友，比例一般是纳税人实交税款的一半，也就是总税额的百分之十五多点。乡里也算了一笔账，垫付的所得税是整个应缴税收的一半左右，但完成了任务，县财政返回乡里的可用财力是百分之八十五，扣除乡里垫付的一半和引税费用的百分之十五，乡里也还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不管怎么说，钱还是弄了一点，也可以保证完成任务，不至于一票否决。

“但每个乡镇、每个县都这么做，不仅国家造成巨大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这是违法的。”水若山插上说。

我也知道这违法，我能不知道，县里的领导也知道，从政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是违法的，想必你也听说过，去年南方某国税局来我们县调查，说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的运输发票都是从我们县开出去的。

运输发票有7个点的增值税抵扣，提供运输的人只要交一半的税收，还有奖励，当然乐意到这里来开票啦，当时还把几个乡镇的领导吓了一跳，生怕查到自己头上，虚假的增值税抵扣，骗取国家税收，麻烦可大了。

但有人说，你们怕什么，能引税到这儿来，肯定已经做好了当地税务主管官员的工作，他们不认可，他所管辖的企业能通过税务检查吗，派人来调查，无非是做做样子，应付上面的听到风声便是雨的领导而已。

所以今年还照样引税，只不过不轻易给发票的抵扣联给人。现在有好几个乡镇都有固定的引税人，完不成任务的乡镇奉他们为祖宗，为上帝，我们都戏称这些神通广大的人是“引税专业户”，就像其他新兴职业一样，他们总是特别受青睐。

胡乡长在湖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来，捡起身边的一根干树枝，双手只轻轻一折，将枯枝折断。深秋的晚风已有很浓的凉意，将胡乡长因激动而泛红的脸颊吹拂得更红且有烧灼的感觉。

水若山陪着他坐下来，这些情况他早已清楚，他在地税干过差不多两年，可以说体会更深，也因为此，他才离开了地税。他离开地税以后，情况更糟。

有的地税分局还借乡镇迫切完成任务的弱点，做税收上的纸上文章，从而收取乡镇的税收分成或弥补经费不足。依法征税和管理本来是地税机关的事，现在由乡镇全部包干了，一票否决呀，完不成就没帽子了。

所以辛苦收税的是乡镇，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