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低声说，“这是蓄意谋杀。”

“可是……为什么要杀一个普通的美术老师？”

“这个问题很关键，”费渡抬起眼看着骆闻舟，“还有，后来被刺死在精神病院的又是谁？是真凶？还是那个倒霉的替罪羊钱程？”

“是钱程，”肖海洋说，“钱程的基本信息在被捕的时候就登记过，确认尸体身份当然也要经过法医尸检，中途换人肯定早就东窗事发了。而且朱凤也说，杀她丈夫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她不承认死在精神病院里的是杀余斌的真凶——这说明什么问题？”

费渡：“如果以上推测是对的，钱程应该不是‘朗诵者’杀的，因为他是无辜的。”

“你觉得朗诵者不杀无辜的人？”骆闻舟神色有些阴沉，“那陈振、冯斌，还有小……”

“不，”费渡打断他，“朗诵者不会用这种带有仪式性色彩的手法杀无辜的人。”

他说着，站了起来，走到与客厅连做一体的阳台上。远处响起零星的鞭炮声，今年市区管得不严，不少人提前偷偷放炮，把才透亮了没几天的天空又放得烟雾缭绕起来。

“我现在大概可以给朗诵者做一个简单的心理画像。”

费渡略微闭上眼，多年前那个仿佛幽灵一样出现在费承宇地下室里的男人在他的记忆深处露出诡秘的笑容，他身材高大，眼窝很深，眼睛里是浓重而化不开的阴影，又折射出近乎刺眼的光……尖锐、冰冷，又仿佛是仇恨。

“‘朗诵者’是一个曾经的受害人们组成的互助组织，长时间得不到正确纾解的创伤会伤害人的信任感，有时会伴有过度警觉、攻击性强的症状，会改变一个人的人格，使自己异化、孤僻，与社会上其他人的隔阂感不断增加，只有面对同等遭遇的人群时，才能产生归属感——这是互助组织之所以有益的原因。”

“但正常的互助组织，是让受创伤者在一个相对舒适、有归属感的环境里，由专业人士引导，在彼此正向反馈中疏导压力，接受事实，慢慢走出小圈子，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而不是让他们互相沉浸于对方的负面反馈，加重和外界的隔阂，最后发展成一个封闭、孤立、抹杀了独立意识的小团体。”

“关于群体性心理研究的文献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惨案、卢旺达大屠杀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诵者’的发起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个团体——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义的，创伤性的过度警觉被不断加强，最初对于加害者的仇恨，会像一碗加满的水，溢出后，扩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都是社会的错，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错，至于本该主持正义的警察，更是渎职无能，罪无可恕。”

“最后小团体以外的人被物化，可以轻易成为复仇的工具，即使伤及无辜，也被视作是复仇和正义之路上必要的牺牲，”费渡的目光扫向所有隐含愤怒的刑警，“但是‘复仇工具’和‘复仇对象’是不一样的，为了增加团体的凝聚力，他们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养这种信仰则需要仪式感——例如对犯罪者‘以牙还牙’，死于他犯下的罪行。”

“你的意思是，朗诵者的发起人范思远，从他在第一次画册计划时杀第一个人开始，就设计了这个团体。”骆闻舟问，“杀人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凝视深渊’式的走火入魔。”

“不是，”费渡说，“这个团体构造稳定，成员精简，凝聚性强，非常忠诚，是范思远有意识地设计培养出来的，他最早当‘义务警察’，谋杀没有得到惩罚的嫌疑人，并不是出于义愤，如果范思远早接触过朱凤，应该意识到了精神病院里关着的那个人不是真凶，杀他是没有意义的。”

“朱凤闯进精神病院的时间和钱程最终被杀的时间很接近，”骆闻舟沉吟片刻，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真凶听见朱凤的控诉，意识到自己换人的事并没有那么□□无缝，正好当时画册计划出事，所以他把这件案子浑水摸鱼进去——给人一种无意识的印象，钱程是被报复的对象，所以他就是真凶，后来的人们会先入为主，不会再仔细追究。”

肖海洋倏地跳了起来：“所以朱凤丈夫余斌的谋杀案，是当年市局的内鬼安排的！”

骆闻舟：“去查余斌生前和人们人接触过，学校、教过的学生，去过哪。”

肖海洋一跃而起。

这时，另一个刑警问：“骆队，当年的内鬼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我们要不要去盯着？”

骆闻舟还没来得及说话，费渡却看了一眼表。

“暂时不用，”费渡说，“时间差不多了，有人会去的。”

负责费渡的调查员送走人以后，人不住回去仔细翻看费渡的监控记录——时间很长，好几个小时和不同人闲聊，信息庞杂无序，他先是找到了和潘云腾有关的，从头到尾顺了一遍，果然如费渡所说，都是学生们莫名其妙的打听和问候，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调查员有些失望，正打算放弃，却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让他如鲠在喉。

再一次从头到尾梳理信息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了什么，按下暂停回放。

屏幕上，费渡脸上闪过一丝有些微妙的神色，随后好像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