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的日子终于到来，台湾人民从此解放了，自由了…”

那一年她十五岁。日子照旧，平静如昔。

这天，她跟随母亲上街卖针织品。临走时看到门口立着两只皮箱子。当她随母亲回来时，皮箱子不见了踪影。当天深夜，继父和弟弟没有回来。

也是从那天起，日子只剩她与母亲两个人过。母亲总在起初的每个深夜躲在屋子一角抹眼泪。她偷偷拉开门，静静地看着。

街上，那些日本女人的身影慢慢消失了。倒闭了太多日餐店，街边原本挂着日文招牌的地方换上了汉字。国立高中操场上的太阳旗不见了，被发现躺在教学楼后的沙土堆里，多了一堆凌乱的脚印。

开学后，很多老师也都不见了，日文课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生涩难懂的汉语课。她再没听到过老师点名叫那些难记的日本名…她也改回了林姓。

她没有问高桥老师去了哪里。日复一日的听课，记笔记，做作业。日复一日的度过了一年，两年…

今年是1963年。

警署外的阳光是明媚的，一片云缓缓飘荡。她跟随那片云一直走，走过一些老街，两侧筑起了高楼，昔日矮平破旧的小楼和那些逶迤游荡的日本女人已成为电影院里的幕布一角。男男女女穿着简单的衬衫，牛仔裤，提着挎包匆匆穿行在街与街楼与楼的夹缝里。

耳边萦绕着稚嫩的朗朗读书声，她扭头看去，国立高中的门楣焕然一新，教学楼刷上了米白色的新漆，间橙色条纹，嵌着清澈的玻璃。周围建筑投在上面灰蓝色的影子，蠕动着细白的丝线。她扭头走过闭锁的栅栏门，渐渐走远。

等了一天，两天…两个月过去了，她接到警署的电话：

“林与女士，你那个案子我们已查到了。你说的那个人现在长居日本…”

“真的吗？你们能找到他吗？”她急不可耐地追问。

“能是能…”男警员的声音略一迟顿，“不过这么多年了，当年的事情不好取证。何况这涉及到国政，又是跨国案件，所以比较麻烦…我们建议是你再多方咨询一下。”

“你把他的地址给我。”沉默良久，她终于说。

奈良县川西町，狭窄古旧的街道上，行人稀疏。逼仄的巷道里，矮房刚好挡住西斜的阳光。她在一个楼洞口停下，抬头看了看门牌，低头看了看便签纸，然后走了进去。

楼道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酒精味、烟头味。阴风荡荡，一两株腐败的植物被掖在墙角，一不小心就会踢响一只酒瓶子。

顶层只有一间门，她犹豫了十分钟，敲响那扇门。十分钟后，门开了。对面是一张姣好的脸，虽然上了年纪，也难掩丽质。

女人礼貌地问：“请问您找谁？”

“高桥先生在吗？”

女人看了一眼屋里，冲她微笑着点头，没有侧身，“您找他什么事啊？”

“我是她的学生。”

女人有些惊讶，上下打量一遍林与，说：“高桥先生没有学生啊…”随后笑道：“他又不是老师。”

她的手开始发抖发冷，“他以前在台湾工作过，是台北国立高中的数理老师。他在哪？能让我见见他吗？”

女人面色略有迟疑，又看了看屋里，然后对她露出标准笑纹：“请让我和他说一声。”

“谢谢！”

片刻后，女人回来，依旧是礼貌的微笑，“非常抱歉，他说他不是什么数理老师，也没去过台湾，我想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这里姓高桥的有很多…”

林与狠狠用指甲扎自己的掌心，不等她揶揄完，冲进了屋子。

穿过矮小的客厅，只有一间屋。屋里唯一的窗下，坐着一个老人，头发花白，面朝窗外，沐浴阳光。

她不顾身后女人的拉扯，径直朝他走去。那双瑰丽的眼睛、英挺的眉毛、桃花一样的嘴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这般笃定。

当她转到人面前，看到那张脸时，心一沉。

细薄的吊梢眼，长方脸，细眉，高颧骨，窄额头，鬓角花白，发际后退。一身花格子毛衣，灰色西裤，脚踩脏兮兮的绒毛拖鞋…

她失魂落魄飘出巷子，游移。回到宾馆，灌下一瓶酒，倒头大睡。

相似的阳光唤醒了她，洒在床单一角。洁白的床单，更容易脏。

她站在窗前，窗外是陌生的街道，似曾相识的男女。

她拨通了警署电话。

“…这样啊，我们会再调查一下。”

电话挂断。一缕风飘进窗，吹得屋子里凉嗖嗖的。

她又交了一个星期的房费，每天上街游荡，眼睛快速掠过每个迎面撞来的面孔，大脑闪回那份图像。有些泛黄发旧了，像被雨水打湿的老照片，晕开了油墨。

饿了，她就在路边没有座位的摊子买一份最便宜的寿司，再接一杯免费清水。一天只一顿。游荡久了，她也会累，蹲坐在某家店铺的台阶上，总会出来些男女礼貌地请她离开。

她继续走。走走停停，看到了蔚蓝的河水，纯白的大桥。天没有下雨，桥永不会封。她走上桥，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水无悲无喜，永恒东去。人脸匆匆掠过，在大脑里变成一闪即逝的画，灿烂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