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伦敦，但是亚瑟对巴黎的情况却远比刚刚从巴黎抵达英国的司汤达更为了解。

这位主管苏格兰场的警务情报头子长期与大巴黎警察厅头子维多克保持书信联系。而且，在海涅和肖邦去往巴黎以后，他们也经常给亚瑟写信分享一些在巴黎的见闻。

当然，即便这些人愿意与亚瑟交换信息，如果信息传递的速度不够快，那也没什么用。

但万幸的是，亚瑟有一个姓罗斯柴尔德的朋友，所以他也理所应当的享受到了目前欧洲时效性最好的邮差信使服务——罗斯柴尔德速递。

在欧洲大陆上，每天都有海量书信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五大分支所在地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发出，而其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可以影响到欧洲债券及股票市场涨跌的信息则以加急速递的方式，力图在3天时间内交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各地负责人的手中。

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信使业务的长期良好口碑，所以不止那些对消息极为敏感的商人会选择使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甚至于欧洲各国的皇室宗亲和政坛大人物们也很喜欢用罗斯柴尔德寄信。

哪怕是以不列颠举例，罗斯柴尔德信使业务的长期客户就包括了国王威廉四世、威灵顿公爵、皮尔爵士等人。

而在英国爆发霍乱之后，亚瑟便一早将英国霍乱期间中出现的一系列离奇现象告诉了维多克，而且还对这位同行做了许多善意提醒。

但事实证明，提醒归提醒，巴黎到最后该怎么的还是怎么的。

在不列颠出现的大部分现象，几乎都在法兰西进行了一次经典复刻。

不过，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以在细微之处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区别。

巴黎的市民同样否认了霍乱的存在，而且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缺乏信任，所以在共和派与波拿巴派的煽风点火之下，有不少市民甚至认为所谓的霍乱其实就是政府投毒导致的。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归根到底还得怨亚瑟给维多克提的一个小建议。

亚瑟在信件中将自己在利物浦封闭肮脏水井后扭转利物浦疫情的消息告诉了维多克，并建议他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效仿自己的行为。

而维多克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将这则建议上报给了大巴黎警察厅厅长亨利·日索凯。

而日索凯当天晚上便去拜见了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

在佩里埃召集法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后，法兰西人展现了他们一如既往的高效率，把在英国都没有完全落地的利物浦经验给活用到了巴黎的霍乱防治上。

如果说这样的管制方案如果顺利实施下去，本该是一件好事。

可是当大巴黎警察厅封闭水井的命令刚一传出，巴黎的大街小巷瞬间就开始传播起警察在封闭水井是为了方便投毒的谣言。

巴黎的《立宪报》更是直言：“眼下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街区不为投毒的叙事感到胆战心惊。”

伴随着投毒谣言的流传，巴黎的后续发展也逐渐和英国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趋同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巴黎市民的反应还更热烈一些。

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迁怒于医生，认为霍乱不过是政府和医生的发明创造，目的是为了消灭穷人。

而在几天之后，巴黎街头又出现了呼吁民众起义的声音。

面对愈演愈烈的谣言和动荡局势，饶是比苏格兰场强硬无数倍的大巴黎警察厅也顶不住压力。

厅长日索凯不得不多次出面辟谣，并向巴黎各警区的警长下达内部命令：

社会秩序的永久敌人妄图为此时此刻折磨着我们民众的灾祸寻找一个可耻的借口，以实现其酝酿已久的阴谋。他们妄图利用我们的不幸，利用家庭的痛苦去骗诱民众。

他们散布消息说，病人的不幸受害是投毒的结果。他们竭力劝说民众中最不开明的阶级，霍乱并不存在。他们妄图打乱政府和医生给病人提供的救助。但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些卑鄙的阴谋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目前出现的零星街头暴力和残暴的行为就是他们诱惑一部分民众，使之误入歧途的结果。我命令你们对此种局势严加监控，你们有义务向可能受到误导的公民说明情况，并给他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所有警员都应当提醒市民，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不要盲目相信坏人的诋毁和无耻的造谣。因为坏人只想恫吓民众，导致我们无法迅速摆脱正在肆虐首都的灾难。

不过日索凯虽然极力辟谣，但在巴黎市民看来，日索凯不辟谣还好，一辟谣那就说明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但不信任政府和警察也不能怪这帮市民愚昧，而应当‘归功’于巴黎警察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好名声’。

毕竟，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你真的很难相信一群曾经朝你放过枪、开过炮、挥过刀，隔三差五还要找你打秋风的人。

就这样，巴黎警察越辟越谣，满腹狐疑的巴黎民众越来越确信存在投毒事件。

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在酒馆、水池、市场以及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