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1833年第一次造访巴黎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几乎完全是出自于纸面。但是经过了与旺代与布列塔尼保王党人的交谈后，我才意识到，这些保王党人的根基并非是正统派的贵族，虽然贵族在这支队伍当中占据了领导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外省农民的支持，他们是绝不可能与共和派、波拿巴派分庭抗礼的。

回顾整个法兰西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的发展历程，可以很明显看到，欧洲大陆的中心巴黎在不断扩大，同时，乡村地区的地方自治权在不断萎缩，独立生活的激情和特征不断消失，许多乡村特有的传统消失得越来越多，古老的国家生活正在渐渐远去，直到再也找不到半点历史的痕迹。

乡村不断衰落、枯死，然而整个国家却生机勃勃，而且从未这么生机勃勃过。不过，国家焕发生机的源动力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巴黎。城市被自私垄断，它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并且随时准备牺牲乡村地区的利益。农民好像从整個民族里被淘汰下去，丢在一边。

1780年代的法兰西，没有人会认为法兰西正在衰落，法兰西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以及北美独立战争中都出尽了风头。所以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国家前途无量，并且将会永远的繁荣昌盛下去。

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带来的却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带来了大革命。为法兰西定下革命议题的，是法兰西最富有政治素养的三个阶层，即第一等级的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第三等级的市民。

他们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但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革命的热情一旦被燃起，它会烧往哪个方向就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了。

大革命的实际过程为何与他呼喊的口号如此的不相符？为何创作了《人权论》的托马斯·潘恩在大革命的过程中最终被迫出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这些早年曾经狂热支持大革命的不列颠诗人为何最终精神错乱，转而成为了反对大革命态度最激烈的人？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负责执行革命的人和制定革命计划的人并非同一拨人，大革命的理想实际上只存在于最初的那段时间。而在不久之后，它便被一起接着一起的流血冲突、暴力事件消弭在了法兰西的街巷与田野。

大革命时期共和政府的管理方式并没有像是他们希望的那样新颖。相反的，在许多地方，它们只是把管理方式换了个名字。事实上共和政府的管理底色依然是波旁的鸢尾花旗，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就像是一座画廊，但其中原创性作品很少，大部分都是复制品。

共和派急不可耐的废除了宗教和法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必须要打倒的旧东西。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准备好一套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道德标准体系。这原本应该是一个给火车头更换零件的过程，然而共和派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从发明轮子开始做起。

这样行为的结果就是使得全体法兰西人民的精神开始失去平衡，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有什么原则可以参考，也不知道国家应该如何管理。他们凿沉了这艘破独木舟，也理所当然的溺水了。而等到他们发现自己毁坏的旧制度造成了如此恶果时，又急不可耐的去寻找旧制度的烂绳子以便把自己拉上岸。

然而，正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摧毁了一部分，他们撕开了最好撕下的那层他们认为伪善的面具，所以他们抓住的剩下部分恰好是最难以根除、最恶毒的残余。教权在这片土地并未消失，而是与政府融为一体，由政府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农民的牛或马丢了，向政府恳求补偿。富裕的人向政府请求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发自己的土地，获得更多利益。工业家向政府恳求特权，排挤竞争对手。商人对总督透露自己私人秘密，说自己现在有些钱紧，问是否可以获得帮助，至少给自己一些贷款。

法兰西中产阶级对于做公务员的热情和渴望从未如此强烈。当一个人获得了一小笔资金，他会立刻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投资于商业。这种可怜的对公共职位的痴迷，比起行业垄断和农业税来说，对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而在获得官职方面，今天的热情比那时有增无减，不过那时和这个时代存在着一个最大的本质差异：那时政府售卖官职，今天的政府则授予官职，今天的人们不用花钱，只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即可达成目标。

当对自由的热爱被无序的统治与无政府状态重伤，革命的理想也渐渐变得苍白，直到这个时候，手足无措的国家便开始寻找一个主人，以自由为理想的革命最终孕育出了最专制政府和一位大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

这位伟大的军事天才敏锐的嗅到了机会的气息，并且发现了他命中注定将成为大革命的继承者与掘墓人。是谁将拿破仑送上了皇帝之位？共和派会说这都是那些愚昧的外省农民出的力，他们绝不承认是他们自身起到了最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道理，他们在半个世纪前没有想通，而到了今天也依然不会想通。但遗憾的是，我要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的不切实际与自私自利，长期忽视人口占比达到四分之三的外省农民。我已经隐约看见帝国的鹰旗重新插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