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便是看他出了多少学术专著。

而要想拿出学术专著，就需要足够的拨款来开展科研项目。

而这就在大学中形成了学术版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学院就越容易出科研成果，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就越容易晋升教授，学院的教授越多拨款也就越多，如此下去就会形成或良性或恶性的循环。

学术委员们都是在圈子里混迹多年的人，他们自然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让步，但却唯独不愿意在教学资金方面让步。

但是学者们也觉得直接谈钱实在是太俗了，所以他们大多选择贬低其他学科的作用，并以此来变相找学校要钱。

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想出成果大多比人文学科花钱多了，所以这些教授的言辞自然也更激烈。他们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拨款。

比如说，当下高斯带领下的哥廷根大学天文台就正在申请在学校里新建一个地磁观测站，除此之外，他和物理学的韦伯还打算把原定1.5公里的电磁电报线给延长到8公里。

虽然亚瑟不一定能看得懂高斯和韦伯提交的学术论证报告，但是他知道，无论是地磁观测站的仪器还是6.5公里的电线，价钱都便宜不了。

但是，就算这些东西价格昂贵，亚瑟还是不得不顶着压力找汉诺威议会申请。

因为如果因为这点钱让高斯和韦伯这两位爷不高兴，回头他们俩直接辞了教职跑到别的大学去，这个罪名可比多花点学术资金重多了。

虽然德意志邦国并不像不列颠那么富裕，但是各邦国却都同样重视教育，以高斯和韦伯的名气，如果他们从哥廷根大学出走，保管第二天耶拿大学、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竞争对手就会派人把他们请过去。

这话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前段时间就曾经出了件类似的事情。

前段时间柏林大学的两个生物学教授：奥肯和维尔克夫，他们俩因为反对普鲁士专制而遭到柏林大学的驱逐，于是便携手投奔到巴伐利亚王国，并立马被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

这个消息传回到普鲁士的文化教育部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非常气愤，他派人连夜骑快马到巴伐利亚找到了两位教授，并且提出：只要两位教授愿意重回柏林大学，国王可以亲自向他们赔礼道歉，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工资翻一番。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使者好说歹说，终于将两位教授重新唤回到柏林大学。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所以当下在德意志也引发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情况。各个大学的教授都想用“被驱逐”来和学校以及所属邦国讨价还价。

为了安抚这些教授，普鲁士的价码是：以大幅提高教授的工资作为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安心留在自己的邦国。

而普鲁士卷工资的做法也很快波及到了其他邦国，一夜之间，德意志各大学教授待遇普涨，以往不好批的学术项目如今也好批了不少。

教授们给亚瑟施压，亚瑟也只能反过来给汉诺威王国的文化教育部施压。

首先，高斯的要求我已经带到了，如果你们不听劝，到时候让他跑了，一切责任全在政府。你们好好想想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仨瓜俩枣斤斤计较！

其次，你们也不要想着拿免职来压我，因为我是个不列颠人，而不是汉诺威人，而且我这个学监和国家特别代表还是国王陛下钦点的，你们动不了我！

最后，高斯和韦伯是教授，我也是个教授，你们要是把我惹毛了，我也撂挑子。一个月跑了三个教授，这也是不小的罪过。况且，就算我在哥廷根干不了，转头那边还有个不列颠驻俄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等着我，实在不行我还能回伦敦大学教书，汉诺威的文化教育部可拿捏不了我！

亚瑟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需要把问题讲的那么清楚，汉诺威政府大致也能明白这位国家特别代表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而且，这家伙还挂了个非常棘手的制宪改革顾问的名头。要是把他惹火了，他回头在宪法里建议加点什么东西，比如让警察部门和文化教育部交叉管理大学，来分文化教育部的权，那也足够令文化教育部难受的。

况且，即便撇开亚瑟这个新学监不谈，哥廷根大学当中还有数位负责制宪改革的大学者，譬如说历史学的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教授等人。

所以说，在汉诺威王国，至少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你得罪啥学校也别得罪哥廷根。

亚瑟这边将教授们的需求照单全收，刚刚还吵得面红耳赤的教授们看到这位新学监如此好说话，一时之间也有些惊讶。

他们甚至反过来开始替亚瑟考虑道：“爵士，一下子报上去这么多项目，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亚瑟埋着头记录着教授们的需求，头也不抬的回道：“先报上去再说。”

“要是被打回来了呢？那不就全失败了吗？”

“失败？不，打回来只是暂时的小挫折。不让咱们满意，文化教育部休想罢休。”亚瑟一边整理需求一边开口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提的，整理一下都送到我这里来，月末我和达尔曼教授他们去汉诺威开第二次制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