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学报》1833年8月刊头版头条《送施腾达尔的俾斯麦》

作者：亚瑟·黑斯廷斯

我年幼时就爱学习。但因为我是约克乡下出身的雇农，家中贫穷，父母早逝，无法得到书来看，只能常向约克当地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用炭灰自制的墨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放松抄书。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

因此乡人认为我守信，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已经成年之后，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学者交往。我曾快步走到十几英里之外，手拿着书籍向附近教区牛津大学毕业的牧师求教。牧师德高望重，乡人、信徒挤满了教堂的祈祷间，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

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表情更为恭敬，礼序更为周到，不敢答复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

后来，我继承了远房叔叔的财产，于是萌生了去伦敦求学的念头。为了能够省点钱，我背着书包从约克步行出发，把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行走在深山大谷和荒芜的平原之中，寒风凛冽，大雪深达几英尺，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

到达伦敦以后，脚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水泡和伤口，四肢关节僵硬的不能动弹，只能从旅馆的服务生那里求了点热水灌下肚，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缓和过来。初到伦敦，我交不起伦敦四大律师会馆每年300镑的学费，幸而听到伦敦大学创建的消息，那里的每年学费仅收13镑6先令，这才有了容身之处。

在伦敦大学刚入学的时候，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只有一餐，没有下午茶，更没有什么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合住的同学有不少都穿着锦绣华丽、用南京布做成的衣服，戴着高顶礼帽、饰有银纽扣的牛皮腰带，胸前的口袋里挂着带金链子的怀表，左手拄着托马森牌的手杖，右裤兜备有吉龙克斯的鼻烟壶，看起来光彩鲜明，如同天使圣徒般光辉璀璨。

我却穿着旧棉袍、破衣服处于他们之间，然而，我的心底毫无羡慕的意思。因为我的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所以并不觉得吃的、穿的、享受的不如人家。杰里米·边沁先生发现了我的情况，评价我好学，每次到学校演讲都要询问我的学习进度，遇到不懂的地方也耐心给我讲解，于是我的学习终于慢慢走上了正轨。现在想来，我的勤劳和艰辛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如今我从伦敦大学毕业许多年了，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自然哲学研究者的行列中，承受着国王陛下的恩典，追随在内阁大臣们之后，厚颜负责哥廷根大学的教学工作。王国议会的绅士们将我看作顾问，愿意咨询我的意见，在学术界偶尔也能听见称颂我姓名的论文。我这样才学平平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如此的荣耀了，更何况那些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如今的学生们在哥廷根大学中学习，享受着王国政府的补贴政策，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袄和夏天的衬衫，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高大的屋子里面诵读书本，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教授和讲师都是德意志各处的博学者，这些博闻强识的博士们来当他们的老师，从没有询问问题而不告诉的，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学校的图书馆当中，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

因此，学生们当中如果有不精通于学业，品德没有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这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施腾达尔的年轻人奥托·冯·俾斯麦，在哥廷根大学已经学习三个学期了，然而始终不得要领，在学校当中时常能听见关于他的恶语。

我刚到哥廷根大学的时候，俾斯麦由于不理解学习的好处，曾经屡次用后学的身份挑战我。我于是将我的这些经验传授给他，耐心的告诉他学习的要素。俾斯麦渐渐觉悟后，对于学习有所明悟，于是以晚辈的身份来拜见我，还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

信件的文辞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说自己先前对于学习不是很用心、也不刻苦，甚至一度达到了将要辍学的地步，这是由于不了解学习的妙处。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表明自己改正学习态度的心志，所以我今天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勉励他能够继续进步。

如果有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在勉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习，这确实是我的志向。如果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人，背地里诋毁我，认为我在夸耀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以便在年轻人面前骄傲，这样的人难道真的能算是了解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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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阳光透过哥廷根一座小旅馆简陋租屋的窗帘，洒在狭小的房间里。

这里的房间不大，墙壁因岁月侵蚀显得有些斑驳。屋内的摆设简单实用，一张老旧的书桌靠窗放置，上面堆满了各种实验器材和手稿。

房间的另一角，有一个小火炉，里面还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