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穷人数量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但是至少在《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至今的200多年中，这项法案确实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救济贫困、减轻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这200年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济贫法》还通过了数次修正案，以提升社会赈济效果。

而辉格党之所以打算对《伊丽莎白济贫法》动刀，主要是由于1795年通过的《斯皮哈姆兰法令》。

当时，根据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调查研究，他们认为应当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规模来给予穷人救济，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从而保证穷人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来养活整个家庭。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决定把救济金与食品价格通胀指数挂钩。

根据法官们的计算，假设1加仑面包价格为1先令时，一个贫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满足自身需求。

而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则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当面包的价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涨1便士，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员则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资水平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教区应该在救济金中替他补足。

作为一项提倡社会公平的财富再分配计划，《斯皮哈姆兰法令》的提出无疑是成功的，许多原本按照标准无法领取救济金的穷人也因此得到了社会救济，并得以借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来说，《斯皮哈姆兰法令》的通过无疑是灾难性的。

由于物价的逐年上涨，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工资补贴’也狂飙突进。仅在1817到1832年间，全国济贫支出便猛增23%，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更糟糕的是，由于工人的工资差额会由政府补足，所以许多劳动密集产业的工厂主会刻意压低工资价格，因为哪怕他们只开每周一便士的工资，教区也会将工人收入补足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于穷人只能在户籍地的教区领取工资补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为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所容。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废奴法案》《工厂法》《新济贫法》虽然是三项改革举措，但实际上却是一套连招。

《废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万英镑的财政支出，但是却能解放奴隶的劳动力，放这些成年壮劳力进厂，提升工厂的工作效率。

《工厂法》禁止9岁以下童工在纺织厂工作，限制9-18岁青少年工的工作时间，这一系列规定不仅是为了保护儿童权益，更是由于儿童的工作效率过低，并且任由孩子过早工作会直接损害不列颠未来的发展潜力。

至于童工出清后留下的工作岗位，则将会由《废奴法案》释放的奴隶壮劳力填补。

而为了达成前两个法案，尤其是为了凑出《废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万英镑，就必须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上动刀。

在议会改革完成后，辉格党对《伊丽莎白济贫法》动刀是非常有支持基础的。

众所周知，土地贵族、教士、银行家以及军队是托利党的基本盘。

而辉格党的基本盘则是工业资本和新兴的中等阶层。

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因为投票范围的扩大，中等阶层的话语权已经完全压倒了传统土地贵族。

而最让这帮人看不顺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济贫税了。

因为教区征收的济贫税范围是教区内的全体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济贫税以每英亩土地或每英镑的房租来计算。

而在托利党执政时期，这群土地贵族和大银行家普遍认为这点税收对他们来说不痛不痒，但却能稳定社会环境，所以他们并没有意愿去改革济贫法。

但是对于刚刚取得投票资格的中等阶层，甚至是那些仍然没有取得投票权的中下阶层来说，每年的济贫税支出可实在是太疼了。

所以，当辉格党提出要改革《伊丽莎白济贫法》，降低政府财政支出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比拥护。

至于辉格党的另一个基本盘——工业资本家们，这群人虽然觉得政府取消工资补贴会使得他们的用工成本上升。

但是，毕竟辉格党在此之前已经用《废奴法案》释放的新增劳动力安抚过他们了。况且，这些工业资本也意识到了，取消工资补贴会使得不少从前被束缚在地方教区的贫困劳动力涌向新兴工业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如果仔细计算，就算最后他们的用工成本依然会上升，但是工价上涨的范围应该还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更不用说，这帮新增劳动力还会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所以工厂主群体也没有对《济贫法》改革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这件在辉格党眼里皆大欢喜的好事，却不代表所有人都认为是好事。

尤其是迪斯雷利这个崇尚英格兰古典精神的托利党新秀，他觉得《济贫法》的改革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这个犹太小伙似乎已经看到了美丽古老的英格兰乡村将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