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这句诗的由来。

刘虞是学过诗经的，当然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但乔琰显然不是平白说起这个故事。

召公姬奭原本被册封在的燕地，就是如今的幽州，而他后来协助武王治理朝政的镐京，就在如今的长安附近。这无疑是和刘虞的履历有些相似的。

虽说刘虞是君而召公是臣，其中不可类比，有一点却可以共通。

乔琰继续说道：“施恩于民，令其安居乐业，其歌谣之中虽无一字提及召公所做之事，却字字句句都是真情，令后人念之也觉感怀。如那明断讼狱，政令通达之事，陛下其实已经在这两年之间做到了，又何妨再往前走一步呢？”

“若能让人人知晓如何抗衡蝗灾，让这一出天时有变里，虽庶民黔首也免遭灾厄，长安君臣与黎庶可称鱼水相得，那么今日我等初开蒙之时诵念的还是召公之事，明日便成对诸位尤其是陛下的美誉了。”

刘虞摇了摇头，笑道：“人活世上岂能只为了名誉？”

乔琰回道：“因果关系并非如此，就像今人解读诗经，鲁诗也好，荀公的《诗传》也罢，难道会有人觉得召公此人乃是沽名钓誉之辈吗？大概不会吧，也不过是从甘棠诗中字字句句里，都读出那上行下效、民生和畅之景象。”

“西周之关中如此，大汉之关中呢？”

大概也会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

到了那时，东面的朝廷再如何有着汉灵帝长子刘辩在手，在百姓的心中也绝不可能是归附之地，而会更倾向于选择长安的朝廷。

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旱蝗之灾的面前，再多为民众做一点事情而已。

她话音未断，接着说了下去，“以此诗为例倒是还有另一个理由。”

“昔年孝灵皇帝于洛阳铭刻熹平石经，以儒家七经为汉室正统经学，勒石以镇太学，可惜自董卓之乱以来，太学荒废，熹平石经被毁坏大半，余者留于洛阳，难以搬迁至长安，然校正各家经典之作仍为一朝之要害。”

“不过要我来看，却不必再以石经为代表。世乱之时，也无有这额外的八年用来雕刻石经。”

乔琰说到这里，微微叹了口气，似是在感慨石经不存，却倏尔转为坚决：“倒不妨以朝廷正名，将各家典籍藏书与著作之中择优者录入，以拓印之法传世，供给经文之家将永留名姓于刻板之上，一面刻板可传纸张数千，绝无丢弃之可能。不知陛下与诸位意下如何？”

将各家典籍藏书与著作录入拓印！

这话一出，远比乔琰先前说的要为民众公告灭杀蝗虫，抗衡旱灾之法还要引发众人的情绪惊变。

这看似依然是要让士族将利益让给本无识字机会的黔首，可再一细品却绝不是那一回事！

昔年熹平石经被树立在太学前的时候，每日前来观视临摹之人，光是车辆就以千来计算，甚至到了将周遭的道路都给堵塞掉的地步。

这难道是在让洛阳的所有人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吗？

显然不是。

即使洛阳的太学位于南郭区，民众可以随意到达此地，也不是！

就像那后世的宋濂抄录了书籍之后也得“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方能读书通达。

只有书文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官方树立的石经，此经更大的意义是在维护文字与政治的统一，也意在纠正对经学的穿凿附会之说。

如此一来，那些学到诸家异字的士人便必须改换自己的认知，与熹平石经统一。

所以他们不得不来！

当年如此，今年又何尝不能如此呢？

诗书礼易都有各家注本，身在朝堂上的臣子及其家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其更进一步地推广出去，以被更多的人认可为正统，并衍生出了各种解读阐释的文字与其他创作。

将其摹印出一份也好，千份也罢，并不会造成阶级上的突破性变革，只会……

让他们在文化上挤占掉河北士人的地位。

在意识到乔琰画出的是何种愿景的那一刻，众人恍惚意识到，这其中若是有商有量地来办，好像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就连先前被乔琰用那两个理由说服的王允都觉得自己好像之前实不该找上门去问责，若真是按照乔琰所说的话，也难怪杨修会站在支持她的立场上。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都是，通过印刷术所产生的典籍依然处在可控的状态，而不是被逐批地分发到千门万户之家，甚至佐以讲解，成为民众启智的工具。

想来以乔琰的立场和身份，她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吧？

王允压下了心中的忧虑，就见乔琰朝着刘虞躬身一拜：“请陛下准允臣以此法加印乐平月报，在灾情结束之前以此为常例，并向各家征集经文典籍，备列学宫，以正视听。”

刘虞的目光在在场众人的脸上扫过，见众人虽还有犹豫，却并无人明确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便回道：“先准月报之事，额外的晚些商议，总得拿出个更明确的章程出来。”

否则在针对邺城之前，他们各家学说情形不同的，都要先为到底印谁的为官方正统，自己就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