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

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我们慢慢聊起来，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

直到我问她，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

女的没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你是老乡，我们算你便宜点，一次200，送全套。”

男的见我没回话，继续推销说，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

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一下没忍住，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但男人只是看着我，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哪里赚钱，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

我试着和他们沟通。我递给他们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打算离开。

刚起身，听到女的问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

我假装自己认识。

“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就已经点头。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

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男的叫张琦，女的叫孙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

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学的是会计，成绩不好，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

温州流行相亲，结婚也普遍较早。两人经媒人介绍，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互相的年纪都小，电影院都没去过，就要结婚了。”

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按照温州的传统，是要先订婚，再结婚的，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好像赶着去救火，一切从快，跳过订婚环节，边在郊外盖自建房，边准备结婚事宜。

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柴米油盐、加班赚钱，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打算离婚了。”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偷瞄了一眼张琦，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也看着她，赶紧把头转回来。

她说张琦不爱干净，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虽然每天都会做饭，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

孙锦芳想离婚，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点头同意。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

2001年，孙锦芳怀孕，第二年生下儿子，小名叫丑仔。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后第2年，张琦出轨，孙锦芳闹离婚，被双方家长劝和。婚后第4年，孙锦芳出轨，被情夫敲诈15万。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孙锦芳点头。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这笔钱。在这样的生活中，两人度过了6年。

2007年初，即将过年关，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孩子说要喝饮料，孙锦芳就去排队，一个不留神，丑仔丢失。

接下去的一个月，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没有任何讯息。

那段日子，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拿脑袋撞门、烟头烫胳膊，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叫张琦打自己，张琦不肯。

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张琦不信。”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还把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

同时，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一旦找到儿子，马上离婚。

“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我问两人。

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好给他捶打小腿。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纹。

孙锦芳连续敲了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