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张琦又守在一边，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一下子反应过来。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学生机灵，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

孙锦芳出身富裕，说话好听，人也长得漂亮，给人的信任感强，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

“那姑娘太傻了。”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就对女大学生说，看她一个人不安全，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

孙锦芳打开车门，叫女大学生上车。女大学生刚抬腿，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没几分钟，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

后来发生的事，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

这之后的两个月，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湖南、贵州。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孙姐。趁此机会，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众人纷纷点头。

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因为经济发达，家庭条件优渥，小孩长得水灵，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

张琦选择回到温州，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

温州外来人口众多，鱼龙混杂，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

儿子丢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很多人没读过书，却都掌握一个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

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

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越小越难找，越大越显眼。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重新返回温州，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哪些地方小孩出没较多。张琦顺带着问出，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贩子团伙在市中心活动过。

有乞丐告诉张琦，他记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拐子过来这边。张琦问，现在去哪里了。乞丐不知道。

张琦又问，那伙人的长相还记得不？

乞丐也记不清，只说当初大概是四五个人，带着广西口音。

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他们觉得这伙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但这情绪很快消失，因为人贩子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这是习惯，所以去广西找是没用的，这个线索的用处没有想象中大。

正在两人又陷入沮丧的时候，那乞丐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找那伙人？

张琦点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

乞丐却说自己可以联系上那群人贩子，只是要给报酬。张琦强忍住心里的激动，问，为什么你能联系上？

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一个小孩卖给他们，得了5000块钱。那伙人走的时候，给了他联系方式，说以后有小孩可以继续出手。

人贩子一般同时使用多个手机号，给买家的联系方式是最常换的，给卖家的，则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感觉是同类的，就会留最常用的。

我不相信，问孙锦芳：“这也太巧了吧？”

孙锦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是啊，这也太巧了吧。”

张琦给了200块的信息费，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贩子的联络方式。

张琦得到联系方式的第一时间就打算报警，让警察来抓捕这群人，审问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但被孙锦芳阻止了。“如果通知警察，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人贩子交易的？再追问下去，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自己。”

张琦想了很久，决定引蛇出洞。

张琦和孙锦芳花了几天的时间，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之后让那乞丐打电话给对方，说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

那伙人贩子很谨慎，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人，问了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给他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具体年龄这些问题。确认以后，就挂了电话。隔了几分钟才又打回来，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会另行通知。

人拐子这一行，就算在三教九流里也算不上技术工种，比不上小偷、绑匪，甚至连卖“越南新娘”的边境人口贩子都比不上，还会被其他行业的人所不齿。

我对这群人贩子有这么高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向孙锦芳深入打听了诸如在哪一片活动、团伙总共多少人这些问题，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行里做得比较大的。这伙人12年年底给抓了，4人判死刑，剩下十来人一辈子都要坐牢。

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小女孩，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