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水争地，遗患无穷。

王朝的耕地面积的确增加了，而南方的水患也变得更为频繁。

失去了广阔的洞庭湖，江汉平原不再具备良好的泄洪蓄洪能力，再加上周边水系带来的泥沙的不断沉积。

就这么说吧！

后世红色建立之初，由于螨清大规模围湖垦殖，致使洞庭湖区面积锐减，很难再起到蓄洪泄洪的效果。

短短三年间，洞庭湖区的江汉平原，便爆发了三次水灾。

一下大雨，必定洪涝！

“围湖垦殖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隐患。”

朱高炽顿时一脸肃容：“林先生有没有说如何能够解决？”

他往日只晓得南方的水患灾害，的确是比北方要更为严重一些，却没想到源头居然是出在了这里。

实际上，早在两宋的时候，就已经有聪明人意识到，围湖垦殖可能会带来水灾隐患，但为了增加耕地的巨大利益，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

朱瞻基说道：“林先生说，办法无非两点：第一，限制围湖垦殖。第二，退田还湖。”

围湖垦殖除了能够短期增加耕地面积，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出，本质上没有任何好处，还会破坏水利生态。

内湖水系面积被侵占，就会降低蓄洪泄洪功能，一旦雨水变多，或者上游决口，下游立刻就会变成物理意义上的“水乡泽国”。

唯一的办法，只有退田还湖。

这放在原来的唐宋元明清，或许很难做到。

因为古代的农耕技术上限摆在那里，王朝宁愿承担水患的风险，也要咬牙坚持围湖垦殖，而且地方上的官绅地主阶级也不会同意。

这样带来的后果，便是到了明清两朝，江南的水旱灾害频繁，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整个螨清一朝268年，江南水旱并发的年份，占到了165年，剩下的不是水灾就是大旱。

虽然黄河不改道才是主因，但围湖垦殖破坏地方水系，导致黄河水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开始的夺淮入海，到夺泗再夺淮入海，再到后来，淮河不能走了，只能走长江。

江河合并，给江南繁华之地带去周期性的洪涝毁灭打击。

不过，现如今却是不同了，拥有林煜的大明王朝，俨然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历史轨迹。

不论是摊赋入亩，还是化肥鸟粪，以及海外殖民与白银宝钞……有了这些，那么大明也就没必要再去为了耕地，而围湖垦殖，破坏南方已经日益严峻的水系生态。

林煜一开始便与于谦说，大明很难治理黄河，其一在于漕运难弃，其二便是地方舍不得退田还湖。

只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黄河要治理起来，无非就是钱和粮的问题。

“朕明白了。”朱高炽郑重点头，“水利、备荒不仅为农耕之本，又为治河之重。”

听到父皇有所重视，也都听懂了，朱瞻基这才继续说道：“水利、备荒只是农政半部，后面还有着农学半部。”

朱高炽示意：“具体说说。”

朱瞻基说道：“农政只能算政策措施，还需要配套的农学，去教授百姓如何更好的耕作垦殖。按照林先生的归纳总结，农学具体可分类为轮作、间作、套种和混种四类。”

轮作、间作、套种和混种？

这四类听在朱高炽的耳朵里，饶是他为政还算比较务实，此刻也是有些直犯迷糊。

而且，这还只是比较笼统的划分，往细了讲还有着休耕、垄作、连作等等。

就拿轮作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策》中的韩国百姓，便很可能就掌握了大豆与冬小麦轮作的耕植办法。

到了汉时黄河流域，甚至普遍出现了小麦收获，便紧接着种植大豆或者粟的农业习惯。

《齐民要术》同样也记载南北朝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与粟、麦、黍稷等作物普遍轮作的农业耕制。

陈旉同样也在自己的农学著作中记录，南方种稻后接着补种大豆，可以起到良好的肥地作用。

当然，大豆与各种粮食作物搭配的豆粮轮作，到了明清早已被农民掌握。

《农政全书》里真正称得上实用的，便是针对明朝实际国情所提出的“棉稻轮作”。

明初的湖广还未真正大开发，以苏杭为主的江南依旧为全国的主要产粮区，但这不妨碍明朝江南的棉花种植产业兴盛。

应该说，早在元初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就在福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设置了木棉提举司。

专门主管地方的棉花种植，与棉花推广产业。

而到了本朝大明开国，朱元璋甚至明确下旨，民间有五亩到十亩耕田的农民，必须要栽种桑、麻、棉花各半亩。

如果超过十亩，种植面积就要翻倍，算是将棉花的种植，直接上升了到法令的层面。

而后，湖广大开发，成为新的天下粮仓，长江流域的棉花种植产业，彻底一发不可收拾。

也造就了明清的“江南繁华”。

但这种繁华是有代价的，过度的种植棉花，会极大的损害地力，并且引发剧烈的周期性病虫灾害。

明中后期，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