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噽似乎是看出了庆忌内心的忧虑，旋即开腔道：“大王，臣以为治粟内史所言，颇为不妥！”

“吴国终究不是齐国，吴之变法，不能全盘效仿齐之变法。”

“我等只是借鉴，而非抄袭！齐国早在管仲变法前, 就坐拥鱼盐之利，土地肥沃，人口甚众，我吴国则不然。”

“吴国虽同样靠近大海，有鱼盐之利，但不似齐国一般接壤于晋、卫、鲁等中原列国。内地少产食盐, 故而多自齐地购入！”

“而接壤于我吴国的国家, 莫非楚越，还有如钟吾、徐、钟离等楚国的附庸之国，或与我吴国有嫌隙，或自己就能盛产食盐。”

“如此，吴国岂能与齐国同哉？再者说，吴国地广人稀，赋税本就不高，再轻徭薄赋，唯恐国府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矣！”

闻言，包括庆忌在内，季札、计然等一众大臣都不由得点了点头，颇为赞同。

范蠡则是道：“予民生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是必须的，我吴国的确不能全盘效仿管仲变法！”

“是故，大王, 臣以为吴国可在管仲变法, 征收赋税的基础上，划分商税与田租税（农税）！”

“商税上，吴国两年征税一次，上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

“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

“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遇饥荒不变！”

“田租税上，大王可将赋税征收额度定为什五税一。不论是否丰收之年，一律十五税一，如遇饥荒，则免税！”

听到这话，庆忌在暗自思衬一阵后，旋即微微颔首，道：“善！”

对于范蠡划分商税与田租税的这一主张，庆忌十分赞同。

毕竟，商贾可不同于农民和其他百姓（贩夫走卒）。

碰上灾荒之年，遭殃的普通的黎庶，商贾受到的影响不大, 甚至于一些黑心的粮商, 还能以此囤货居奇，大发横财！

当然，商税的概念早已出现，并非是范蠡第一个提出来的。

商税，对商人贩卖商品及其他商业行为所征收之税！

商税起源于西周，当时失去政权后的商朝遗民，多从事贩运、买卖商品的行业，俗称商人。

国家对其征收的税主要有关市税和山泽税等！

市税又分级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

山泽税是对矿产品、兽皮、齿、角、羽翮、鱼、盐等物征税。

后历代均征收关市及山泽税(或专卖)！

在这个时代，包括吴国在内，天下列国在集市上设有专门主管收税的廛人。

税种有五种：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

其中絘布是对市场上店铺征收的占地税。

总布是对无房屋而占地的商行所征收的地皮税。

质布是对买卖间贸易券契使用不但征收的罚款。

罚布是对违反市场禁令的商人征收的罚款。

廛布是对借用邸舍（仓库）或场地存放货物而征的税。

这些税收都收取铜铸币。遇到灾荒和瘟疫，商税则免收！

“大王，不将商贾与其他黎庶一视同仁，是否会引发商贾不满？”

太宰季札颇为担忧的问道。

“太宰多虑矣。”

庆忌微微一笑，道：“适才大司马就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既然划分了阶层，对每一阶层所征的赋税，自然要因人制宜，不可一视同仁！”

“大王英明！”

伯噽、伍子胥等大臣不由得称赞一句。

由此，庆忌基本上敲定了吴国变法的征收赋税政策！

两年征税一次，对商贾按照上、中、下三等之年，征收不同程度的赋税。

具体情况，酌情而定！

所谓的上、中、下三等之年，并非指的是国家财政的好坏，而是每一商贾在那一年的收入好坏！

这需要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监督，时刻查账，以免有所疏漏，让黑心的商贾蒙混过关。

而在田租税方面，庆忌对于吴国的农民可谓是十分体恤的。

他将赋税征收额度定为“什五税一”，即1/15。

比后来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税制“什一税”（1/10)还要优越！

在这个时代，能在征收田租税上做到什五税一的国家，基本上没有！

列国普遍的田租税，大多是五税一、三税一或者五税二！

没有征收到二税一的田租税，已经堪称是轻徭薄赋的，盖因这其中还有着不少的苛捐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