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这一群体，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

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民生，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

只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各种言官冒死上谏，以挨廷杖为荣，被处死，还能流芳百世……

这不是畸形了吗？

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

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风闻奏事，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岂不是让庆忌忙死？

难道，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

他又不是受虐狂！

“善。”

庆忌坐于陛台之上，挥了挥手道：“设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事宜，不必再议！”

“为人君者，当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

闻言，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高呼道：“大王明鉴！大王万年！”

但是，治粟内史曾点，并不打算放过庆忌。

“大王，臣以为，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然，大王身边，朝中应该有诤臣，即谏言之官！”

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手持牙笏，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朗声道：“凡择诤臣，当以三事为先：其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为诤臣者，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臣附议！”

“臣等附议！”

诸如孔丘、冉耕、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都纷纷下跪，请求庆忌设立“诤臣”。

所谓的诤臣，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

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也提出来，要设立“诤臣”，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以使国君明辨是非、曲直、得失，然后改正……

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

按照曾点的说法，这诤臣的挑选标准，可谓是十分苛刻的。

诤臣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

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总而言之，品行、才识不可缺失。

能当上诤臣（言官）的，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譬如魏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

庆忌能设立“诤臣”，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

未尝不可。

只是，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略有不满。

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以及诽谤之木。

为何？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

“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谏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

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

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

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

若二者缺一，“谏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

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

放言曰谤，微言曰诽。

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

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

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与“谏鼓”相比，“谤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