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整训，在被俘、投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发给军械铠甲，重新编伍奔赴另一个战场。

刘狮子敢这么干，完全因为他们跟着旧东家吃不饱饭，而且对手还是明军极难叛变的蒙古人。

降军在战争中表现出极佳的军事技能与服从性，符合刘狮子对老兵的印象，这让他在战后稍稍轻松。

他或者说整个元帅府的将军们，对投降明军的态度基本都一样……他们眼里的降兵身份，仅限于一场战斗之前。

早在狮子营时代，他们的士兵就一直以降兵为主，单单如今十三个营将一级的高级将领，魏迁儿是投降驿卒、黄胜宵是延水关降兵、阿六是康宁府降将、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降将。

如今都是自己人。

根据他过去的经验，降兵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就会融入老兵，日后的表现就越来越好，说明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今时不同往日，就在这些降兵被打败的战役之后，元帅府从大肆封官授勋，除了刘承宗没有称王，已经形成不同于农民军流寇的另一套认同。

那么在这套认同里，就泾渭分明地划出了一条线。

同时刘承宗对降将的政策，也确实把他们区分开来，哪怕在立功封赏上一视同仁，但战前投降保原职、战后投降降品级的规定，也让很多人尽管投降留用，心里也不服气。

最关键的原因还是降兵和军官熟络了。

一开始人们表现好，恰恰是因为有隔阂在。

当这份隔阂跟着硝烟一同散去，降兵与元帅府军官有了些战场友谊，又经历分开种痘，降兵们在海上聚首隔离，闲下来心里就长了草。

其实说到底，还是河湟大战以小博大带来的消化不良。

河湟之战把刘承宗的基本盘扩大了近两倍，与卫拉特的战争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大一倍。

这就导致他的士兵们，上升空间变小了。

编制、官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人人都立功，编制不变，也就只有这么多坑，只有扩编才是消化掉战争成果的最佳方式。

人都是有预期的，吃不饱的时候想能吃饱，吃饱饭了自然就会想升官发财，可眼下立功的该赏的都赏了，剩下没立功的就会羡慕嫉妒，又觉得下一场仗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说些怪话是人之常情。

这事的客观条件就摆在这，该升赏的升赏了，没升赏的也专门弄了一批培训升官将来到天山当军官去，消化剩下的人只能等待下一场战争。

而且是能把他的汉军基本盘，扩大一半的战争——甘肃。

在用浆糊、沙子和染料简单制作的青海沙盘上，六个营的驻地分布于祁连山南路、西宁北、新城南的诸多河谷。

从帅府命令上，对他们修建的营房的地点没有太多讲究，只要求在选址、使用上能满足军民两用。

要让军队设身处地的考虑，如果让他们开垦周围的土地，会把营房怎么修。

这些营房当然是要让军士们冬季居住，但同时也是造几个村庄出来，将来能方便到这里拓荒的百姓居住。

就比如张天琳部一个营，以把总为单位分散驻扎在药水河谷流域。

药水河流域拓荒，是刘承宗在与卫拉特开战前就有的打算，当时他就让上天猴计算过，那边至少能开垦出七万亩灌溉田。

军队不会在那边长久居住，刘承宗预计，最迟在明年秋季之前，他们就会同时向兰州和甘肃发起突袭。

与甘肃镇重兵集团的决战最迟不会超过明年秋天。

他不想在秋天打仗，尽管秋天打仗舒服，但依照今年的模样，还没入秋，兰州城左右就集结了上万军队，如果没意外的话，明年夏末估计还是这个模样。

在他看来，进攻兰州和甘肃，即使不选择同时进行，也需要另遣偏师驻扎河口，以范兰州官军渡河。

因此最好的开战时间就是秋季之前，而夏季不方便士兵穿戴铠甲，所以春季为佳。

明年一旦动兵，河湟的军力必然大减，到时候这六个野战营修出的营房，就能留给将来的移民百姓居住，就地开垦田地、修渠灌溉。

这意味着将来移过来两三万百姓，开垦出五十万亩田地，就基本上能把元帅府现有的农区完全开发出来。

三年五载之后，青海的生地成了熟地，能达到正常亩产，以人均六七亩地算，这里又能多养活几万百姓。

到时候不论是再分地，还是留着以备旱灾，都有莫大的好处。

刘承宗和他的乡党们一样，旱灾的威胁已经深深种在心里，考虑任何事情都不免会将旱灾纳入考量之中。

旱田在平时，只是产量没有水灌地那么高，但到了旱灾时候，最先完蛋的就是旱地，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