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都不怎么好，教法学家也打不过他们……”

“整个倭马亚王朝，东到撒马尔罕，西到伊比利亚，到处都是叙利亚军队在为了帝国南征北战。在河中那边，和唐朝的各属国在撒马尔罕一线对抗的骨干力量，主要就是倭马亚的叙利亚军队。而迁徙到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反而经常反抗倭马亚王朝的统治，甚至联合唐朝一方，以及当地波斯人，去造哈里发的反。”

“那确实。”郭康也说道：“除了汉高祖还乡、元世祖还乡，倭马亚家族也衣锦还乡，回麦加了啊……”

“还是不太一样。”王大喇嘛倒是区分道：“按我看的文献，元朝的汉军的作战积极性，放在世界范围内，只能算是一般。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去了也得讨价还价。虽然征伐蒙古叛军的时候，经常让汉军当主力，但这些军队却难以在草原长期维持。”

“整个元朝期间，汉军最北是从大都北上，到了燕然山一线；最东也是从大都出发，征讨辽东；最西是从关中出发，在别失八里驻军，也就是唐朝的庭州。大概也就向南远了一些，去过爪哇，不过也没待住。”

“他们能接受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范围，并没有比之前的各个王朝大出多少。超出范围之外，就开始不乐意。相比于全世界打仗的叙利亚人，调动起来明显麻烦多了。不如说，元朝的汉人要是能尽心到叙利亚人这份上，这大元怕是还得再大上不少。”

“原来是这样啊。那叙利亚人能得到青睐，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龙斯基点点头：“那埃及人呢？他们没有人任用么？”

“嗯，他们那边就惨多了。”王大喇嘛说：“我听说，埃及人改宗不积极，或许也有待遇的因素。天方教各王朝的统治者，也不重视传教活动，反而限制民众改宗，就为了能有理由多榨出来一点宗教税。这种情况下，改宗自然也很缓慢了。”

“那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负税差距，对于真正的底层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曹建说：“我为了找帮手，也到贫民区去过。那边的人，经常计较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不是因为天生小气，而是实在没有什么余裕，只能尽量节省任何一点支出。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不会改宗这么慢的。”

“这倒不是。”普龙斯基摇摇头：“你那是在这座城里。这边，虽然底层人过得也很难，但大环境反而是相对有秩序的。一点政策上的差别，确实会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但大部分地方，应该并不是这样。”

“虽然不太懂埃及的情况，但我在罗斯地区长大，见过那边的真实情况，类推一下，也大概能明白埃及人的处境了。”

“那边是怎么回事？”曹建有些好奇。

“简单来说，就是税制啊，政策啊什么的，对平民是没有意义的。”普龙斯基告诉他：“在罗斯大地，很多时候，税吏的任务不是算账和丈量田地之类，而是找地洞。”

“为什么要找这东西？”王大喇嘛也不太清楚。

“因为农民总会把收成藏起来，就像仓鼠一样。”普龙斯基比喻道：“征税的时候，各种名目加起来，肯定早就超过了农户能承担的极限，肯定是交不起的。所以实际收税的时候，就是看他把粮食藏的好，还是税吏找东西的本事更强。”

“连拷打审问，有时候都没什么作用——反正只要存粮和留种被找到，农户全家之后就必死无疑，所以哪怕严刑拷打的效果，都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税制要求的比例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有些村社会进行暴力抗税，而统治者就会从城市召集人手，组成武装征税队，和他们对打。更多的时候，相对弱势的村社会选择各种软性的抵抗方式。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刚才说的找东西比赛了。”

“我后来甚至想，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他摇头说：“我当初到大都来朝贡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找教会借了不少书。看起来，对于税制，大家的情况估计都差不多。”

“这东西，与其说是朝廷根据经济形势精心算出来的数字，或者什么深谋远虑的国家政策，不如说是打出来的结果。管理国家的人，永远希望能多收就多收；而被管理的人，当然是希望能少交就少交。自古以来，恐怕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结果就是，上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高；下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低。所谓税率，大概也就是这么简单的结果吧。”

“埃及人和我们这边的斯拉夫人，战斗力水平是一个级别的——如果他们不更糟糕的话。”普龙斯基摊摊手：“那他们的统治者，有了多收一笔的机会，也自然也不会放过了。”

“这倒是能说得通了。”王大喇嘛点点头：“埃及人战斗力太低，所以不管是不是改宗了，当地统治者还是会尽可能搜刮完。这种情况下，对于各个宗教，自然比较……一视同仁。所有人都被刮到了极限的情况下，那也确实没什么差别了……”

“我的天……”连郭康都忍不住感慨了句。

“就我所知，埃及的拜上帝教农夫，仅仅是纸面上的赋税负担，就能达到六成到九成。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肯定已经超过极限，让税率失去意义了。”王大喇嘛介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