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这种组织已经很流行，也被官府接纳了。

农具上的铁，对硬度和耐磨性的要求很高，也非常注重产量和低成本，其他方面的质量就不怎么在乎了，这正好适合早期的生铁。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的铁农具普及非常早，甚至可能早于铁兵器——就像浅层煤矿的排水需求催生了工业时代一样，当地特色铁矿也推动了农业的突飞猛进，算是通过极为低劣的铁矿品质硬逼出来的……

他们的村长马十柱，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健壮汉子，之前在军队里当骑兵军官，现在也没有完全退役，还在地方战团里带新兵。他还会些兽医的手艺，从马术到照顾坐骑之类的技巧，都在教。村里的耕牛队，也有他的贡献。

这种民间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虽然名义上叫“小农经济”，但这种模式下，民间一点也不闭塞，相反，自发性的组织一直很多，大家也都乐意在闲暇时从事商业和经营性的工作。

最常见的组织，是被称为“社”的合资小组。这个概念在中原出现的很早，最迟汉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记录了。从春秋晚期以来，铁质农具开始出现并且快速普及，耕牛、耕马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这一方面提高了耕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耕地需要投入的初始成本高了不少。在单个家庭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就自然会有人选择组织起来，合伙购置更先进的农具，一起饲养牲畜，来提高耕作的效率。

这些习惯，也会进而影响当地人的性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就是如此吧。

哪怕如今在这里，也能很容易地看出来，那些平时就习惯了各种有组织活动的人，也可以更快地适应战争。在战场上，他们的纪律性和反应速度，也远胜于浑浑噩噩的欧洲农民，和反应起来总是莫名其妙的市民。细想起来，除了经常性的训练，应当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像马家庄这边的村民，就在一代人的不断尝试中，养成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自发组织的习惯。郭康之前觉得，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这段时间似乎并不算长。但从这里的情况看，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他们的思维产生了变化，相比邻居们要活络不少。

“弹”，因此，就有“田社”、“舟弹”乃至“父老弹”（大家合伙出钱让人担任里父老）之类的组织了。

到汉朝的时候，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从当时遗留的简牍看，很多人会选择合伙经营农业和商业，并在祭祀的“社”里进行盟誓，签署合同。这种组织，就被称为“社”或者

因此，这些村民就显得既精明，又莽撞而认死理。他们根本不怕和郭家关系密切的相公庙村，经常带头争夺好事；但每次也都挑着时机，有板有眼地向上级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优点，有机会就和柱国家套近乎，拉拉关系。这次，趁他们一家回来，马家庄的人果然又开始行动了。

而马家庄这种五六百户人家的地方，在实际运作中，已经有些太大了，百户一级也难以进行细致管理。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填补上了这些缺口。

至于马，虽然马耕看起来是欧洲特色，但从后世统计的数据看，在中世纪，最多也就只有5的耕地是马耕的。主要原因，还是马太贵了。像栋雷米村的达尔克家族，就被专门记述为“用马耕地的农民”，因为他们家其实挺有钱，甚至能够用马耕地。而绝大部分地方，就算马耕效率更高，大家也用不起，只能用牛、驴，乃至人力，来将就一下。

而且，像英格兰这种落后地方，重犁就没普及过。大家还在坚持祖宗之法，使用一千多年前，古罗马人带来的轻犁。罗斯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直得到几百年后，德意志人把他们的耕作法带到伏尔加河流域，才终于开垦了这里。至于当地的原生态斯拉夫人，就没有什么家畜，自己去拉犁则肯定会累死。所以结论就是不犁了，躺平就行。

汉武帝末年的时候，为了恢复国力，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改进农业技术。赵过综合当时的技术，提出了“代田法”，在离宫里的空地上实验，获得了成功。随后就在公田和有爵位人士的田地上进行示范，让关中和西北各地的官吏、三老等人，都来学习，然后回去教授民众。这也是历代官府都在进行的标准流程。

而在东欧当地历史上，就基本没有过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缺乏技术，毕竟如果天天就靠人力，拿着个斯拉夫传统的木棍农具，那也确实不需要组织田社合作，或者雇佣耕队什么的……

而在实际中，一个百户有多少人，其实是不好说的。对于行政区划的改动，牵扯到一大堆事情，往往很麻烦，因此官府总是倾向于能少干就少干。现在紫帐汗国的行政管理日渐成熟，大家都是按照户籍人口，去参军服役的。从地方戍守军队里挑选野战部队士兵，也不局限于他们来自哪里。所以，人多人少，渐渐也没人去管了。

当然，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很重要。欧洲人也不是完全不会发明东西，他们也制作出一些像萨克森轮犁这样的重型农具。这种犁顾名思义，笨重到需要一个炮车似的双轮架子作为支撑，才能进行移动和工作。

虽然姓氏一样，但马十柱、马万军，乃至当年的传奇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