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人说到巴尔干地区，就会想到那里无穷无尽的民族矛盾和此起彼伏的冲突。郭康也曾经觉得，需要认真考虑这里的特殊问题。

但是，接触的希腊人多了，他就怀疑，这个巴尔干民族主义的鼻祖，到底是怎么界定这种东西的。他们真的有吹嘘的这么厉害么？

现在的希腊人就是一盘散沙。而几百年后，恐怕也是一盘散沙。在他那个世界，希腊民族主义者长期连“谁是希腊人”都搞不清楚。

按照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理论，希腊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根基，是连续发展的希腊语。所以，希腊人应该以希腊语来进行区分。

但是，另一方面，宗教也同样重要。希腊人在复国时最早的想法，其实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东正教联邦的国家。所以，宗教似乎也是进行区分的一种要素。

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则产生了众多排列组合：有说希腊语的天方教徒，有说突厥语的东正教徒；有用希腊字母却说突厥语的部落，也有用突厥字母但说希腊语的部落……

在克里特岛和小亚，这种混杂现象十分常见，而且根本弄不清他们是希腊化的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希腊人。从后世角度看，这两种人在血统上就是一回事，当时的希腊人更加没法考证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了。

这种复杂的情况，终于成功把希腊人搞傻了。

1844年，独立成功的希腊人终于开始制定宪法了——这次不是骗钱的，是新生国家确实有这个需要了。而也在这个时间，希腊人提出了被称为“伟大理想”的战略目标，大致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希腊人的国家。

实际上，这就是个换皮的东罗马，可能是不敢直接叫罗马，就用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手法来宣传。

然而，罗马最重要的，就是那张普世帝国的皮。没了皮，再怎么模仿，也没法实现。希腊人果然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对于那些身份不明确的“排列组合”希腊人，要不要给他们公民权？

在罗马时代，这就不是个事儿。但对希腊来说，却是个关系到国家性质的、很麻烦的问题。最后，立宪会议还是拒绝授予他们完整的政治权力。“伟大理想”还没开始呢，就在开除人了……

宗教方面也是一样的糟糕。按照民族独立的要求，希腊人自建了一个自己的希腊教会。但你做得，别人也做得。保加利亚人很快有学有样，也搞了个保加利亚的独立教区出来，甚至迫使奥斯曼掌控的普世牧首批准了。然后，他们又开始了传统艺能：到底谁是希腊教徒，谁是保加利亚教徒？

在两个地区的交界处，这两群人就没有明确的边界。想要作区分，就得看仪式的细节。双方很快都反应过来，不少武装人员赶到这里，强迫当地人采用自己这一边的仪式，觉得这样就算扩大势力范围了。

在两边暴徒的逼迫下，当地神父和居民都成了教法专家：当希腊暴徒赶来，他们就用希腊礼仪举行仪式，演给他们看。等希腊人走了，保加利亚暴徒再来，就赶紧换成保加利亚仪式。搞到最后，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分，只能采用暴力手段，直接兵戎相见了。

所以，希腊人想让自己的民族主义兼顾语言和宗教，但在语言和宗教上，却都没有对外产生太大影响力，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那么，这种理论对内有效么？

当然更没用。

希腊人的内讧根本就没停过，甚至不止影响到自己人。在独立战争爆发时，欧洲志愿者多到能组织一支单独的部队，但这些人很快送完了：在第一次和奥斯曼的正面交战中，欧洲志愿者按照当时的军事规则，以线列队形列阵。然而交战一开始，负责两翼的希腊士兵放了两枪就全跑了。统领整支军队的希腊贵族，没给出任何命令，就不知去向。

被丢在原地的欧洲志愿者过于正规，在得到指挥官命令之前，即使受到打击，也在坚持对射，导致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没能及时撤退，几乎被奥斯曼军全歼。这之后，欧洲“精希”都不怎么敢来了。最后是列强不演了，直接下场。俄国出兵打进巴尔干、法国出兵登陆伯罗奔尼撒，才迫使奥斯曼屈服。

老贵族靠不住，外国志愿者也吓跑了，希腊人自己的军队就只能依靠土匪。然而这些人对外人和自己人都一样残暴，就算建国之后，也常年不服管束。到1870年，还有土匪就在雅典城外几英里的地方，劫掠了一支英国贵族旅行团，杀死数名贵族，造成了严重的外交问题。

但土匪们确实在希腊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属于“民族英雄”，歌颂都来不及，也没法去管。这种土匪风气也长期在希腊军队中蔓延，导致他们的表现，和一向残暴的奥斯曼都半斤八两。

无论本国还是外国，都有人质疑这种风气，认为把希腊民族主义和待人残暴绑定起来，显然是有害的，只会破坏“伟大理想”的实现。可惜，这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

从结果看，希腊人最终也没用建成一个理想中的单一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