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这个三百来字的小文章，比什么《菜根谭》，《增广贤文》还要熟悉的多。

他觉得这很没有道理。

徐渭的文章经常语出惊人，但算不上冷门。

这不是什么能拿出来聚会炫耀的知识，行文也不够华丽有趣，不够怪，不够奇，乃至于这个故事本身。

既然是徐渭写的，那么连真实性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徐文长有魏晋狂士的神意。

画家是时代和个人共同塑造的产物。青藤居士徐谓则属于少数那种放到今天现代社会来，照片板上钉钉一定也能出大名的不世出的天才。

他本人的很多行为和语录都非常的“行为艺术”，是那种媒体最喜欢的，最痴迷的，刻板印象模子里扣出来的艺术家式的性格。

简单来说——

徐谓有点疯。

他和李白的疯不同，李白的豪放带着酒气酒香，徐谓的狂放不羁带着生活的苦涩，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伤苍茫。

误杀妻子，自缢九次，锥刺肾囊，徐谓先生一辈子用整个人诠释了什么叫做用生命来搞艺术。他也喜欢动不动说些“书法灭亡久矣”这类在普通人初听上去有点标题党，后品上去惊世骇俗的震撼言论。

小时候曹轩生活在名儒毕至，大师云集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层次。

与顾为经这种对东夏文化典故一知半解，看着世说新语上写什么就信什么的土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曹轩早早就知道世人都说青藤居士有一怪癖，极爱纂辑前人书说。

他笔下的各种故事，什么颜真卿谈书法啊，张旭的狂草心得啊，大半都是他假借古人语录自己杜撰的。

这倒颇有现代人发个微博，动不动就“鲁迅说过baba”的感觉。

有次临近春节，同龄人都去逛庙会看社戏，曹轩在清冷的烛火下，独坐黄昏，抄的和笔下毛笔字相看两烦，听外面不断响起的爆竹声，实在受不了了。

他转头特意找来了江南水稻，又花钱拍了封电报拜托同乡想办法通过邮局寄过来去年秋收留下的蜀中未脱粒的稻穗，拿给老师看。

曹轩表示，现在都民国了，报纸上讲究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他非常有科学精神的向老师指出，这两地的水稻从品种上来说，差异不大，生长更多的是受到光照和降水的影响。

即便苏东坡爱好烹饪，又是蜀中出生南方做官。

想要靠画家的笔法，就分清这两种稻米的差别，恐怕也是极难极难的一件事。这篇文章根本就是胡诌的传奇故事而已。

要是为了练字，他可以去临帖。

非要是说这篇文章里蕴含着什么大道理，那么就还要请老师指教。

因为读了那多遍，曹轩也一点没看出有多少开卷有益的地方。

老师正在聚精会神的听堂会。

对方只是把目光从院子里的戏台上看了自己的关门弟子一眼，用扇子在曹轩的后脑勺上轻轻敲了一下，随口说了两个字。

“讲究。”

就挥挥手，让爱徒滚蛋，别打扰他听戏。

东夏封建时代的传统师徒关系就是这样。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大师只会在关键提点你一下，那层最关键的窗户纸，非得自己来悟，自己来捅破才可以。

嚼碎了喂进去填鸭式灌输的教育，远没有钻研顿悟来的深刻。老师说出来的只是耳边道理，自己想明白的，才是踏踏实实胸中的学问。

曹轩很多年后，走南闯北看了很多很多的画，遇见了很多很多的人。

有一天坐轮船从巴黎回国的黄昏，站在船舷边对着翻滚的海浪吃一份桂花米糕，偶然太阳从云海中破开。

似是有佛光普照大海。

那时，他那刻恰好低头看见米糕的包装纸。

日本大正时代，商人想出了用日式的浮世绘，作为东瀛产的漆器，茶叶，屏风的装饰和包装，既好看，又宣传了日本文化。

一时间浮世会艺术风行于欧美。

到了日寇侵华时期，为了抵制日货，也为了清本正源，改变很多西方人士把日式文化当成亚洲文化代表的偏见，民族爱国企业家们也开始采用精妙的中国画，做为商品的商标和外包装。

船上陈设、售卖的物品，多以“水”为主题，包括他正在吃的那份姚生记的桂花米糕。

包装纸上刻着的，便是袁枚的绢本《层波瀛海》图。人传袁枚的笔法气势磅磅礴，又兼具宫庭画家下笔细腻雅致的特点。受限于当时工业印刷品的工艺问题，油纸包裹上的繁复的笔墨线条被删减的只有十之二三，剩下的也黑黢黢的腻在一起。

说的印的是画，基本上也就看个大致的轮廓。

但是曹轩对袁枚很熟悉，甚至他的老师就认识《新报》主编，袁枚的亲孙子袁祖志，这幅《层波瀛海》图，他便见过真迹，对这幅画很熟悉。

袁枚的画画的不错，但这张画则有些古怪，把波浪画的律动无序，线条长短交错，分明错把国画画山水里画山才会采用的以柔韧中锋勾出的“皴法”用到了画水。

犯了一个错误也就罢了，更何况很多线条明暗闪烁不定，清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