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云那天抵达北京以后并没回家,而是按照记忆里的位置，找去了大姐在太平里胡同的住处。

北京的夏天依旧炎热，太阳明晃晃地高悬在天上。

她提着行李,满头大汗地来到四合院门口时，听到了院儿里的笑语喧阗。

姐姐家的小屋外还摆了两桌席面。

这种异乎寻常的热闹，让她谨慎地收回了迈进大门的脚步。

她离开北京之前的那几l年，对海外关系排查得很严，她不想给姐姐姐夫惹麻烦，便像个寻常路人一般,转去了胡同拐角，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

好像是姐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街坊们都在恭维她教子有方。

姐姐则高声大嗓地跟街坊们聊天,说着“都是孩子自己努力”之类的客套话。

话语里的喜悦，连她这个站在墙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

她那天在胡同里徘徊了一个多钟头，原打算等酒席结束后请个陌生人进去帮忙喊人。

然后姐妹俩偷偷在外面见上一面。

可她却在胡同里撞见了从酒席上提前离开的狄家老二。

从狄老二那里，郭美云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考上大学的是姐姐家的老五，也就是她拼死生下的胖胖。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心里既骄傲又失落。

她敢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甚至还敢约姐姐见面，是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国内的教育资源有限，早在她去港岛前,高考就停止了。

若是胖胖不能在国内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可以带胖胖出国！

可是，孩子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大学，她就再没理由将孩子带走了。

狄二哥向她介绍了老狄家这些年的情况，姐夫去世了,姐姐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

胖胖是举全家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

有了这个大学生，老狄家翻身就指日可待了。

这番话，郭美云是相信的。

她当年是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提起她时，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她爸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她妈从事的工作被很多人称为下九流。

可是，她成为大学生以后，就是准国家干部或科学家。

这让她爸妈在公社里得到了生产队长的同等待遇。

村里要是有什么最新决议，队长也会跑来征询她家的意见。

一个大学生能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带来什么，郭美云再清楚不过了。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内地的情况，即便有，也多是负面的。

就像这次的里昂国际博览会，虽然有个北京馆，但除了人民日报法语版进行了报道，其他本地报纸上都看不到北京代表团的影子。

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是她偶然从一个公费留学生那里听来的。

按照他的说法，内地改革开放四年了，有些华侨可以在沿海

地区投资。

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西方报纸又对改革开放三缄其口，她能收集到的消息都是同胞之间口口相传的。

所以，当狄二哥说，她的存在会影响胖胖的大学录取结果时，她心里既惊惧又怀疑。

不是已经放开了吗？

还欢迎华侨回国投资，那在录取大学生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忌讳海外关系？

狄二哥给出的理由是，“政策反反复复的，谁说得准呢！”

她那天没能跟姐姐见面，回到酒店就找来各种报纸翻看。

还操着一口京腔，往录取胖胖的那所大学打了电话，询问他们录取学生时，是否会有政审。

然后，她就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那所学校是部委直属高校，毕业生会充实到外贸战线和外交战线，重要性可想而知。

她如果一意孤行上门相认，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前途。

而且她那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有人在家里组织私人舞会，跳摇摆舞，在严打时被判流氓罪，枪毙了。

这则新闻让她彻底相信了狄二哥的话。

那年她在北京呆了一个礼拜。

回村里远远眺望了自家的红砖房，瞧见了劳作的父母和乡亲们。

还避开村民跑去坟场，找到了自己的坟头。

亲眼见到坟头的那一刻，她才真切地意识到，郭美云在这里已经彻底消失了。

她无家可归。

此外，她更多的时间是在胡同里游荡，偶尔能见到大姐家的几l个孩子。

有一次还远远看见了少年模样的胖胖，穿着跨栏背心，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斗里坐着郭美凤。

两人像是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大姐一手举着半瓶汽水递到前面，让胖胖吸一口，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大蒲扇，呼呼地冲着胖胖汗湿的后背扇风。

这一幕让郭美云脸上火辣辣的。

她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大姐给小树浇水施肥，而她却赶在收获的季节，回来摘果子了。

郭美凤将她脸上的羞愧神色尽收眼底，放轻声音问：“狄老二真的没跟你要钱？”

半路遇到这么一只大肥羊，要是不宰上一顿，就不是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