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大草原上，自然景观是单纯的，其色彩和线条也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缺乏可供细细观赏的东西，于是抬眼一望就是苍茫天际，开口就是粗犷豪放的调子。

故此，南北朝民族歌曲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细腻；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优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崇高”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自然是其生活环境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因素在起作用。草原上的牧人，是没有土地私有观念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天地之间，凡可放牧的地方，都可视为自己的家。即使，由于习惯，由于不同的种族分别占有了各自的疆域，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也决不像农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那么狭小：一座村庄、几所房屋、若干亩土地。在视界里，牧民的“家”仍旧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这种生活，培养了草原上人们自由豪放的性格，也培养了壮丽的美感。他们不会像江南人那样，歌唱小小荷塘里娇艳欲滴的莲花，以及村头、路旁、水边婀娜多姿的柳丝；在他们的感觉中，敕勒人共同拥有着一望无飞头的大山，一望无尽头的河流，一望无尽头的草原，而天恰似“穹庐”，犹如一张巨大的蒙古包，笼罩着他们共同的“家”，他们便讴歌这样的“家”，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此中的“天苍苍，野茫茫”，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是在为下一句作背景铺垫。“风吹草低见牛羊”便是画龙点睛的一手绝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绿色大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流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其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无限生机与活力。这诗虽没有写人，但人闻听到这首雄壮的牧原歌声，不会不意识到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他们是大地的主人，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只有他们，才能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在诗中，不但使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阔，而更重要的，却是感受到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那是未被农业社会文明所驯服、所软化的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

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一样，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敕勒歌》在重视诗的精美的中国文人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吧！

千年之后，一部电影《红高粱》大放异彩，歌坛之上便“西北风”劲吹不息，也是类似现象。然而，当江南人向往草原的广阔壮丽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又何尝不向往江南的温馨明媚？人类的生活极其丰富，其美感也同样是丰富多姿的。最可厌的态度，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随意拿一种来否定另一种。

《敕勒歌》是牧人的歌唱，而我们如今只能阅读它的歌辞而无法欣赏它的曲调，实在遗憾！但是，在这五代乱世之始，契丹大军铁蹄声中的《敕勒歌》的曲调久已鸣响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今天的我们已不再遗憾，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和聆听到它那粗犷豪放的曲调。

有一个美丽而又著名的传说，会让我们听过之后而更不感到遗憾：据说，在公元546年，统治中国北部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一场大战，东魏丧师数万，军心涣散。主帅高欢为安定军心，便在宴会上命大将斛律金唱《敕勒歌》，群情因之一振。

这个故事不无令人想像：《敕勒歌》的歌声，该是多么的雄壮豪放？又据史书记载，这首歌辞原是鲜卑语，很早就已译成了汉语。但斛律金是敕勒族人，他应该会用敕勒语演唱。大概因为东魏贵族多为鲜卑人，他才用鲜卑语演唱。也就是说，这首古老的歌辞，是经过了两重翻译的。那么，最初的歌辞又是什么样的？这也许已是个千古难解之谜，真是令人迷恋神往哪！可这又当如何呢？

阴山下，铁蹄铮铮，绿野茫茫。飘扬的敕勒歌声，“啪啪”的鞭响，牛叫，羊鸣，马嘶，这是多么激昂豪放的场面！然而，就在这激昂壮观的场面之下，却预示着一场大战不久就要在此剧烈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