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之灾，“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大失尊严。度过这次磨难后，隋炀帝一行进入河西，十一日至张掖城，十七日登燕支山（在山丹县南），时高昌、伊吾（哈密）等西域27国国王及使者盛装觐见，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十八日，隋炀帝始于吐谷浑之地设置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南）四郡，谪罪犯为戍卒守之。二十一日，在观风行殿宴请高昌王、伊吾吐屯设和西域各国来使。七月八日，置马牧于青海湖渚，欲求龙种驹，未果而止。九月二十五日，车驾返回长安。

上述这些历史在《资治通鉴》以及《隋书·裴矩传》、《隋书·炀帝纪》里有详细记载，在此就不再多言。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和故事的发展里各位还能看到，你只要留心便是。

时至隋末，吐谷浑再次兴起并且臣服于突厥。继续骚扰中原边郡，阻碍东西方的丝路交通。唐朝在贞观九年（635年）分南北两路出击吐谷浑：一路由李靖率北路军在闰四月底由青海库山出发，南经柴达木盆地，至新疆且末南的突伦碛；另一路由侯君集率南路军出库山，“历破罗真谷（大非川之东）……转战过星宿海，至于柏海（也就是现在的鄂凌湖）、札陵湖。”吐谷浑从此衰落。

吐蕃王朝在吐谷浑西南兴起之后，向唐朝请婚，太宗未许，松赞干布遂迁怒于吐谷浑，率羊同（象雄部落）共击之，吐谷浑不能抗，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资畜。及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下嫁后，吐谷浑也暂得安宁。但是，吐谷浑夹在唐蕃之间，在其内部形成了以诺曷钵为首的亲唐势力和以宣王为首的亲吐蕃势力。《敦煌文书》多处记载吐蕃大论和赞普前往吐谷浑巡视事。

吐谷浑王与吐蕃、唐朝皆结为甥舅之国的关系。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东侵的吐蕃终于灭亡了吐谷浑，占有其地。大部分吐谷浑人辗转来到宁夏、陕北、山西西部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地区，与汉族、北方各族相互融合。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则为吐蕃征战和后方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他们的命运也十分凄楚，贞元二十年（804年），随侍御史张荐出使吐蕃的文学家吕温曾写一首《蕃中答退浑词》，序文说：“退浑部落尽在，而吐蕃所鞭挞者，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词曰：“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退浑儿，退浑儿，冰销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后来，他们逐渐融入吐蕃及其他民族之中。

吐谷浑是一个由外来的鲜卑族贵族和甘青地方的羌族上层部落首领联合建立的政权，由于受其经济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吐谷浑的立国，一面保存了游牧社会的组织，一面又竭力地模仿中原汉族制度。大体说来，游牧社会的组织是吐谷浑组织机构的主心骨，而中原汉族制度式的官衔不过是点缀而已，在组织的运用上，并没有发挥什么效力。起作用的是可汉、大单于、大将（也就是部大）、别帅等，建官虽然“多效中国”，置有长史、司马、将军、大都督、车骑大将军，设立王、公、仆射、尚书、郎中、侍郎等，皆为装饰，以便与中原王朝发生相应的联系。

吐谷浑境内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大致言之，以鲜卑和羌族为主，其次是氐人、匈奴人（如赫连氏、沮渠氏）、高车人（如翟氏、乞袁氏）、突厥人、西域胡人（康居、龟兹白氏）、汉族人等，其中鲜卑人有慕容氏、段氏、乙那娄氏、素和氏、阿若干氏、薛干氏、乞伏氏、乙弗氏、匹娄氏等，而羌人有姜氏、钟羌、白兰羌、宕昌羌、党项羌（拓跋氏、党氏）、姚氏等。因此，吐谷浑在文化上呈现出以鲜卑、羌和汉族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色彩纷呈的局面。其风俗习惯以鲜卑和羌族为主，由于属民基本是羌人，这影响到它的社会风貌。故此，我们可以把吐谷浑文化列于羌文化的范围之内。

吐谷浑的经济生活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即以游牧业为核心，牧、农、商并重的局面。在迁至甘、青以前，它是一个纯游牧的鲜卑部落，迁到青藏高原后，又与这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羌人结合起来，牧业自然为其经济核心。而在吐谷浑的牧业经济中，以养马业最发达，以产名马而著称。史称其国多善马，尤以“龙种”和“青海骢”最为上乘。《北史》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另外，吐谷浑还产有牦牛、羊、骆驼、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