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冲崔敦礼颔首道：“多谢崔侍郎提点，是本王鲁莽了。”

崔敦礼笑了笑，看了一旁的房俊一眼，道：“越国公时常教导吾等，为人要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若为名臣，先为名仕，若为世范，先为君子。”

嘴上说得很是好听，心里对房俊更是钦佩。

这可是打击晋王的一个绝好之机会，居然就这样平白放过，房俊之心胸、格局，的确举世罕有。

世人皆说房玄龄温润如玉、一世君子，却生出房俊这样一个棒槌，实则在崔敦礼看来，房俊之行为固然有些率诞，但其心性，却也绝对配得上“君子”之准则。

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

此等人物，谁能不心生敬服？

李治笑了笑，颔首道：“越国公胸怀宽广，实乃吾辈之典范，否则如何当得起父皇对他那般宠信器重呢？”

房俊对着等吹捧不以为然，淡淡道：“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当年豫让为知伯复仇，不慎被赵襄子识破，赵襄子对豫让说：“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及后得赵襄子之王袍，豫让拔剑三跃，大呼：“而可以报知伯矣。”之后伏剑而死。

此为“士为知己者死”！

李治默然不语。

欲成大事，除去自身之优秀以外，尚需得力之臂助辅佐。父皇当年有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程咬金、李绩等一干文武群臣鼎力辅佐，方才成就大业，名垂青史，如今又有房俊这等当世人杰誓死报效，正因为父皇之人格魅力能够慑服群雄，岂不令人艳羡钦佩？

而自己又何时能够遇到自己的“豫让”呢？

……

思忖再三，房俊道：“将这些将士之名字誊抄造册，至于如何抚恤，暂时先由兵部拨出一笔款项发放至兵卒以及阵亡者家属手中，定要言明一应抚恤要按照东征之后陛下之旨意而行，钱帛一次性补齐，军功勋阶亦会一一封赏，请他们定要谅解，毋须急于一时。”

崔敦礼也认为这样处置最好：“下官会按照户籍所登记之住址，派遣兵部以及当地府衙之官员亲自登门，先给予一部分钱帛予以安抚，取得他们的谅解。”

既然怎么做都不合适，那就只有拖一拖，却一定要得到这些兵卒本身以及家属的谅解，不能给人一种功勋被贪墨的误解。

总不能为了这点事去征询李二陛下的意见吧？

况且如今李二陛下或许大手一挥大加封赏，待遇远超兵部之规定，等到将来东征受阻，又会对封赏予以减免。没人敢埋怨李二陛下出尔反尔，只会攻讦兵部处事不公、前后不一……

然后崔敦礼便告辞离去。

李治有些不解，这两人从头至尾都未谈及这一笔军械延迟所导致的兵卒冻伤冻死事件，到底要归于谁的责任……

想了想，他忍不住说道：“此事过错在于本王，越国公大可在奏疏上写明，本王对这些兵卒之死伤心有愧疚，定会担负责任，哪怕那些阵亡兵卒之家属去王府门前骂街，本王也坦然受之。”

这倒也并非是他勇于承担，而是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主政兵部期间，他根本跑不了。

房俊却道：“此事与殿下何干？殿下初仕兵部，对于兵部之运转并不了解，固然遭受小人蒙骗，不用水师之船队运输，反而花费重金雇佣江南民间之船只，非但花费甚大，耗时太久耽搁军情，还导致一批军械失窃，至今未能找回。微臣已经拟定了奏章，明早便会递交至政事堂，请诸位宰辅评定得失、予以惩罚。”

李治：“……”

这特么跟老子担起责任有何不同？

事情是长孙无忌办的，可都是经过了我的同意，你现在堂而皇之的将责任扣在长孙无忌头上，可最终的板子还是要落在我的屁股上……

由此可见，房俊所谓的“底线”是什么了，那就是阴谋诡计暗下杀手的那一套都收起来，大家都别用，有什么能耐就摆在明面上，谁是亏谁占了便宜只能各凭本事，听天由命。

此刻细想，当初水师拖拖拉拉各种理由不远运输这批军械，自己也不敢让水师承运，不得不让长孙无忌从江南民间雇佣船只运输，一切都掉进房俊算计好的圈套里。

就等着今日予以弹劾呢。

甚至于，那批丢失的军械搞不好也是房俊做的手脚……

李治苦笑道：“越国公当真好算计，不仅本王落入圈套，就连赵国公也懵然不知。此等阳谋，本王钦佩万分。”

房俊喝了口茶水，上身靠在椅背上，悠悠道：“殿下此言，涉及诽谤，还请慎言，否则微臣说不得就要再写一道奏疏，弹劾您言语污蔑，败坏了微臣之清誉